林毅夫认为，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成功是因为中国从赶超战略转变为“比较优势战略”的结果。这与事实不符。

中国过去30年的发展确实与利用比较优势有关，但这是经济自由化、市场化、民营化和国际化的过程中，企业家自发行动的结果，与政府发展战略无关。但林毅夫似乎并不赞同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他最近发表文章说，“中国道路的成功秘诀，就在于打破新自由主义所谓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神话。”

就我所知，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许多产业政策，但并没有制定过什么“比较优势战略”。乡镇企业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型例子。到90年代初，乡镇企业生产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就成为重要的出口产品。但至1992年前，中央政府部门一直在打压乡镇企业，因为乡镇企业“高耗能、高污染、低效率”。国家计委曾明令禁止把重要生产资料卖给乡镇企业，禁止给乡镇企业发放贷款。1989年开始的经济调整，也把乡镇企业作为主要的整治对象。

外资出口占到中国出口的一半。外资来中国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这只需要开放，不需要产业政策。

以上这些以及许多许多例子都证明：比较优势是市场中的企业家创造的。天然的比较优势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只有地理是不可改变的，其他都在随着发展变化。如果想利用比较优势，自由市场加企业家就足够了。利用比较优势不需要国家战略，除非每个人都是傻子。但如果每个人都是傻子，那制定战略的官员怎么会聪明呢？事实证明：凡是政府能看得清楚的，自由市场上的企业家早就看清了；凡是自由市场上企业家看不清楚的，政府更不可能看清。产业政策一是迷糊企业家的眼睛，二是勾引企业家寻租，弊大于利。

如果想违反比较优势，那倒需要国家战略。看一下历史，政府制定的政策大部分都是违反比较优势的。日本的产业政策是备受推崇的，但日本政府是把具有较高收入弹性的产业作为目标，如机械、电子和汽车，而不是日本具有相对优势的产业，如纺织业。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政府开始把高科技产业作为目标以保证日本在技术发展中处于前列，与日本的要素禀赋无关（迈克·波特等《日本还有竞争力吗？》第33页）。

解决“比较优势战略理论”逻辑矛盾的唯一办法是，林毅夫讲的比较优势不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而是按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他理论中的比较优势是由要素禀赋决定的。但他又说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是通过市场价格表现出来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判断的比较优势，而是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比较优势，那他的战略就是跟随市场走。他既要政府引领市场，又要政府跟随市场。林毅夫原话是这样的：“要想使企业自发进入和选择符合要素禀赋结构的产业和技术，该经济的价格体系就必须反映要素的相对稀缺性，而只有竞争性市场才能做到这一点。”（《新结构经济学》P.23）除了政府有权力扭曲价格，还有谁有能力扭曲价格呢？既然竞争性市场决定的价格体系就能反映比较优势，为什么还要政府告诉企业家比较优势是什么？林毅夫是不是认为，在市场中的企业家读不懂市场价格信号，只有政府官员和专家能读懂价格信号？

林毅夫“增长甄别法”的谬误

为了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提出一个六步骤的“增长甄别法”。其中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确定一份贸易商品和服务的清单。这些商品和服务应满足如下条件：在具有与本国相似的要素禀赋结构，且人均收入高于本国约100%的高速增长国家中，这些商品和服务生产已超过20年。

我按照林毅夫的标准找出了不同年份值得中国模仿的候选国家，让我们看看是怎样一个情况。

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按照当年汇率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1980年有：科摩罗（400.3美元），贝宁（378.0美元），尼日尔（420.7美元），塞拉利昂（356.6美元），中非共和国（350.5美元），苏丹（398.4美元），冈比亚（398.9美元），多哥（417.7美元），加纳（411.5美元）。

1990年有印尼（630.7美元），亚美尼亚（636.7美元），阿尔巴尼亚（636.7美元），乌兹别克斯坦（651.4美元），科摩罗（602.3美元），吉尔吉斯（608.9美元）。

2000年有汤加（1926.7美元），秘鲁（1967.2美元） ，赤道几内亚（1979.3美元），阿尔及利亚（1757.0美元），约旦（1774.1美元），苏里南（1855.8美元），马其顿（1875.1美元），泰国（2016.0美元），纳米比亚（2059.4美元）。

2010年有哈萨克斯坦（9070.7美元），马来西亚（9069.0美元），苏里南（8430.9美元），帕劳（8979.0美元），墨西哥（8861.5美元），加蓬（9312.0美元），罗马尼亚（9069.0美元），黎巴嫩（8763.8美元）。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比中国人均GDP高80%-120%的国家，1990年有巴基斯坦 （3057.0美元），尼加拉瓜（3019.9美元），喀麦隆（2768.3美元），洪都拉斯（3205.3美元），马其顿（2763.1美元），哥斯达黎加（3220.5美元），马绍尔群岛（3020.6美元），乌兹别克斯坦（3031.5美元），吉布提（3112.4美元），尼日利亚（3030.5美元），毛里塔尼亚（2815.7美元）。

2000年有厄瓜多尔（7387.6美元），斯威士兰（6853.4美元），多米尼加（8048.6美元），约旦（7742.5美元），白俄罗斯（7299.6美元），埃及（7556.7美元），秘鲁（6506.6美元），斐济（7070.1美元），突尼斯（7727.9美元），伯利兹（6953.8美元），萨尔瓦多（6424.9美元）。

2010年有智利（19357.5美元），安提瓜和巴布达（20567.4美元），乌拉圭（17082美元），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20478.7美元），拉脱维亚（17983.1美元），罗马尼亚（17354.8美元），伊朗（17354.8美元），克罗地亚（19988.8美元），塞舌尔（20365.1美元），古巴（18433.9美元）。

设想我们分别在1980、1990、2000和2010年为中国制定产业政策，林毅夫能否告诉我们，这些候选名单中有哪些国家值得效仿？

林毅夫可能会辩解说这些国家与中国的要素禀赋结构不同。按照要素禀赋结构的标准，中国的人口规模与印度最接近，但印度的人均GDP比中国还低，当然不值得学；中国的土地面积与美国、加拿大和俄罗斯最接近，但美国和加拿大的人均GDP比中国高得太多，没有办法学，而俄罗斯在林毅夫眼里已经是失败的典范；按照文化禀赋的相似性，中国应该向日本和韩国学，但这两个国家的人均GDP又比中国高太多了。

林毅夫说中国经济应该“沿着新结构经济学所指出的路线增长。”我不知道新结构经济学给我们指出了什么路线！

事实上，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各地差别很大，谈某个地区的比较优势也许有意义，但谈整个国家的比较优势没有什么意义。中国各地之间的差异甚至远大于某些地区与外国的差异。即使一个省内，各地之间的差别也很大。如陕西省的陕南、关中和陕北就完全不同。中国土地稀缺？那你去西部看看，那里大片土地荒无人烟。中国劳动力过剩？人口最密集的东南沿海地区劳动力不足，需要从内地招募。这就显示了企业家的重要性。离开企业家谈比较优势，是没有意义的。

林毅夫 “六步骤增长甄别法”的错误在于，他把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变化看成是一个完全线性的演化，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只能沿着同样的轨迹行进，不可能超越。就像一个人读完小学读初中，读完初中读高中，然后再上大学。基于这样的认识，林毅夫认为后发国家的政府有能制定产业政策也就不奇怪了！

但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决定了产业发展不是线性的，在任何时点上，一个国家究竟发展什么产业，取决于企业家的判断。甚至落后地区的一些产业也值得先进地区学。比如，当哥伦布发现美洲时，美洲大陆整体上比欧亚大陆要落后得多，但欧亚大陆还是从美洲大陆引进了玉米和土豆种植。

幸运的是，企业家不会按照林毅夫提出的“增长甄别法”决定该做什么。当然，如果政府一定要用产业政策主导发展过程，林毅夫的六步骤甄别法也许是有用的指南，尽管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

（本文根据作者于2016年11月9日在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思辨会”的主题发言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