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观察者网作者 张帅奇】

美国总统特朗普最近的日子，确实不太好过。解雇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的风波还未过去，就有《华盛顿邮报》爆料的所谓“泄密门”发酵。当前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已经任命前FBI局长罗伯特·米勒担任特别检察官，对特朗普“通俄门”进行调查。与此同时，有国会议员宣称要启动对特朗普的弹劾程序。美联社据此认为，特朗普正面临一场“无法通过推特发文或嬉笑怒骂解决的危机”。

美联社的观点代表了一大批人心里的想法，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外国人、支持特朗普的还是反对特朗普的，都承认这次特朗普确实是“摊上事儿了”。司法部任命独立检察官对特朗普进行调查，意味着总统的权威受到了很大影响，特朗普试图推行的改革亦将更加艰难。于是就有人慨叹，说“中国最后一个强大的对手倒下了”、“中国大国崛起的最后一块绊脚石被建制派搬开了”云云，甚至有人将现在的美国与17世纪的明帝国对比，认为美国已是积弊难除，以至于“行将就木”。 笔者认为，说明朝晚期的帝国境况与当今美国的情况在一定层面上存在相似之处并无不可，但若直接将今日的美国比作四百年前暮气沉沉的晚明，断言美国必将衰落则有失偏颇。

晚明帝国存在的两大问题，一是财政危机，二是政治失衡，而这两个问题在当前的美国究竟严重到什么程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先回顾历史，考察晚明帝国面临的问题，然后再讨论美国和晚明究竟是否存在相似之处。

首先看晚明时期的帝国财政危机。自明朝中叶以来，帝国一直面临着两个巨大的财政窟窿：军费和宗室俸禄。军费方面，据黄仁宇先生统计，万历三年明朝十四个边镇的支出就有银五百九十余万两、粮二十余万石。而到天启年间，仅辽东一地，每年所需军费已达六百万两白银，其余粮草军资无算。崇祯年间农民军四起、帝国陷入内忧外患时，所需军费的数量就更庞大了。

除军费外，宗室的开销也是帝国财政支出的大头。早在嘉靖四十一年，就有御史林润上书言：“天下财赋，岁供京师米四百万石，而各藩禄岁至八百五十三万石；山西、河南存留米二百三十六万三千石，而宗室禄米五百四万石；即无灾伤蠲免，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年复一年。愈加蕃衍，势穷弊极，将何以支？”而到了万历朝以后，宗室的花销更为巨大，每年朝廷都会因如何填补这一亏空而伤透了脑筋。

明朝税收分配示意图（来源：黄仁宇《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

与巨大开销相对应的，是朝廷的财政收入始终不足。明朝财政收入来源主要是田赋，但晚明时期田赋的征收存在很大的问题。豪强地主逃避税收并将其转嫁给中下阶层的现象非常普遍，各类苛捐杂税的数量远远超过了朝廷所征收的正税，其中绝大部分都被地方官员与豪强士绅中饱私囊了。商税的征收则更为艰难，每当朝廷想向商人征税时，士大夫阶层（不仅是东林党）都会采取不合作态度，其借口则是冠冕堂皇的“不能与民争利”。因此帝国根本无法获得稳定的商税收入。黄仁宇先生曾指出，明代的财政制度存在很大的缺陷，组织管理无力、方法僵化，这都大大加深了明朝的财政危机。

再看晚明时期帝国的政治失衡。理论层面上明朝的君主专制确实得到了空前加强，然而在实践中，明朝皇帝所受到的掣肘并不比前朝皇帝少。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皇帝和文官集团实际处于不同的利益阶层上。每当皇帝的政令可能会损害士大夫阶层利益时，文官集团都将坚决阻击，最终政令往往会无法施行。而皇帝自身则不存在稳固的同盟者。

至于明代的太监势力，在通常情况下不过是皇帝的代言人（失控的情况很少）。太监与文官集团的对抗实际上是皇帝与士大夫阶层的拉锯，而文官集团往往能占据优势。皇帝的实际权力并没有表面上那么大，朝廷对地方的实际控制力也就难免存疑，这一问题在崇祯年间集中爆发。当时崇祯皇帝虽能动辄处置朝廷中的高品文官，却对于地方上拥兵自重的军阀毫无办法。纵使洪承畴、卢象升、孙传庭这类英才，也无法完全指挥得动总兵们。崇祯年间的几次重大军事失败，均与地方军阀不听号令有着莫大关系，而这一切的都源于帝国的政治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