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理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不是“请客吃饭”那样简单，各种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斗争的过程也充满了血雨腥风。而随着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批判，这些统筹治理地方的措施便以执行过程中的“血雨腥风”为借口，被当成“错误路线”遭遇批判，许多政策因此被废止。一方面，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建立起来国家结构形式出现了反复，被迁移出去的民族又返回了原住地，按照原先的方式重新聚居在一起，一些旧的社会关系出现了恢复和发展。另一方面，随着“依靠干部、保护干部”的政策的推行和经济建设当中“一长制”的贯彻，苏联的干部体制越来越僵化，官僚集团开始形成，这种变化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体现出来的是地方干部的权力急剧扩大以及新的地方门阀势力的出现，初步理顺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又逐渐变得混乱起来。

苏联地方新门阀的典型代表，金穆罕默德·阿赫梅托维奇·库纳耶夫，苏联时期哈萨克斯坦的主要领导人，三次社会主义劳动英雄，1956——1986年长期担任哈萨克斯坦的一把手，据说他为哈萨克斯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但任内培植亲信，独断专行且严重腐败。1986年，哈萨克党中央决定解除其领导职务，选举俄罗斯族的科尔宾接替其职务，但由于其在哈萨克斯坦的深厚经营，以及其哈萨克族的民族身份，此举在阿拉木图引发了一场民族主义骚乱，造成2人死亡，200人受伤，这次骚乱也拉开了苏联末期民族动乱的序幕。

由于政策反复造成的地方和中央的对立终于在1991年“819”事件后出现了质变，“819”事件使苏联共产党遭遇了灭顶之灾，党的领导体制被摧毁使维系苏联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最重要的链条发生了断裂，这使得隐藏许久的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出现了总爆发，苏联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这直接导致了苏联在这一年的年末走向了解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尽管几百年来，俄罗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长期难以理顺，但总体而言，地方实力派们大多还没有想过通过独立来与俄罗斯“划清界限”，而苏联解体成为现实，使俄罗斯的地方门阀们看到了一种看似能够“一劳永逸”解决与中央对立问题的方法。受加盟共和国独立的示范效应影响，地方独立思潮在俄罗斯全境，特别是在偏远民族地区前所未有地大规模蔓延。

在“819事件”后不久，苏联退役空军少将，车臣人杜达耶夫就率众推翻了车臣当地的苏维埃政权，拉开了车臣危机的序幕。而俄罗斯境内其它的自治共和国也纷纷宣布在俄罗斯联邦内“享有完全主权”，并通过集体逼宫的办法迫使俄罗斯修改宪法，将其“自治共和国”当中的“自治”字样去掉，直接变成“共和国”，为下一步彻底独立“摩拳擦掌”，很多州也无视中央权威自行“升格”或“酝酿升格”为共和国（虽然最后没有成功），而第一次车臣战争的一败涂地更进一步削弱了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威。

同时，随着中央计划经济的解体和私有化运动的开展，国内业已形成的紧密经济联系被割断，一方面，各地之间由于经济缺乏全局统筹，差距越来越大。（在华商当中有全俄罗斯财富一石，莫斯科独占八斗，彼得堡一斗，其余共占一斗的调侃），加剧了各地之间的分野，另一方面，中央丧失了通过经济手段制约地方的能力，地方门阀和通过私有化一夜暴富的“俄罗斯新贵”们纷纷“各显其能”到地方上“跑马圈地”，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而各地方为了发展经济，也争相与这些新旧豪强结合，争当豪强的后院。一时间，俄罗斯中央政府的权威跌入谷底，不仅“克里姆林宫的政令出不了莫斯科州”，还出现了俄军用雷达因为“拖欠电费”被地方政府强制停电等地方公然叫板中央的恶性事件，俄罗斯本身甚至面临着进一步解体的危险。

俄罗斯著名寡头，切尔西队老板罗曼·阿布拉莫维奇，2000年—2008年担任楚科奇自治专区区长，他任内向楚科奇自治专区投入了2亿美元，将楚科奇州变成了自己家的后院，当然他的投资也部分地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

普京的削藩之路

当2000年，以“建设一个强大俄罗斯”为己任的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的时候，他大抵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严峻复杂的形势。而要恢复俄罗斯的强国地位，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摆平”各个地方实力派就成了普京面对的当务之急。而普京上台之后不久，恰逢俄罗斯取得了第二次车臣战争重大胜利，这为普京贯彻自己的一系列削藩政策开了一个好头。于是，借着第二次车臣战争胜利的东风。普京着手开始了苏联解体以来最大规模的全方位“削藩”进程。

一、设立联邦管区（Федеральный Округ ）。2000年5月13日,普京签署了第849号《关于在联邦区内设立总统全权代表的法令》，设立了中央、西北、伏尔加、南部、乌拉尔、西伯利亚和远东7个联邦管区，2010年又设立了北高加索联邦管区，2014年随着克里米亚的回归又设立了克里米亚联邦管区（辖克里米亚共和国和塞瓦斯托波尔自治市），至此，俄罗斯共设立了9个联邦管区，囊括了俄罗斯全部领土，联邦管区是行政监察区，联邦管区总统全权代表由总统直接任命，对总统负责，而地方长官必须配合全权代表的工作，此举加强了联邦政府对地方政府施政的约束和监督，增强了联邦政府对地方的支配和反应能力。

二、改组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1993年12月12日通过的俄罗斯宪法规定，联邦委员会议员由各联邦主体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的首长兼任，此项规定不仅使联邦委员会召集的成本高昂，降低了整个立法机关的运行效率（联邦委员会一个月才能举行一次会议），更为地方大员们直接左右中央大政方针，掣肘中央施政大开方便之门，这也是地方大员们能够屡次逼宫且屡屡得手的原因，因此改革联邦委员会，排除地方大员们对中央的影响和干扰势在必行。在此情况下，尽管联邦委员会议员们进行了抵制，但是2000年8月，新的《俄罗斯联邦会议联邦委员会组成办法》还是获得了通过，该法规定联邦委员会议员由联邦主体选举产生，不得由联邦主体首长兼任，联邦主体首长召回联邦委员会议员的权力受到联邦主体议会的制约。此举不仅将地方大员通过联邦委员会直接掣肘中央的能力化为无形，而且还间接拆分了地方大员的权力，将联邦主体与中央的权力斗争转化为联邦主体内部的斗争，使联邦委员会由地方掣肘中央的障碍变成了中央制衡地方的工具。而联邦委员会议员的专任也大大提升了立法机关的工作效率，而立法机关效率的提升也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综合能力，这其中自然也包括对地方政府的约束和管制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