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可以自己解读以上这样的发言。政企分开涉及到党管企业的问题。前中船重工董事长陈小津问：“以前政府对国企有‘管人管事管资产’七个字，怎么现在变成‘管资本’三个字了？”政府对国企还管不管人？这样一个牵涉到政党根基的问题早已经引起各方关注。刘纪鹏的发言可以看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说：“在治理结构上，党组织和治理结构两者的关系问题，《指导意见》的思路非常正确，但具体形式还要在后边的学习贯彻中加以补充。例如，要解决一把手说了算的问题，从政治到经济必须有一个好的制衡机制。原则上党的领导人担任董事长，尽量让党委委员与董事会成员结合起来，同时选拔懂技术、懂业务的高管进入董事会。它强调不能够违反市场经济中一般公司的发展规律，不能在公司法之上再设一个党组织。国有企业的资本是国家的，但形式都是现代大公司。党的领导蕴含于国有资产的大股东中间，外部通过国资委，内部通过董事会来体现国家意志，党的意志跟国家意志统一，从而实现国家大战略。”

刘纪鹏说：“现在薪酬制度一个企业出现两种，政府任命干部就限薪，市场招聘干部可以随行就市，总觉得哪里有点别着劲。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能不能把党对政府任命干部的薪酬管理体现在党组织的约束上？这个约束不属于公司法律制度，或者企业根本制度，因为你要尊重一般的市场规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党组织内部可以约束，比如内部规定60万以上都得交党费，得做贡献。但是对外一定不能让行长的秘书只是秘书的工资一半不到。现在国企内部队伍很不稳定，这些东西不确定给外界一个信号，这个文件很多环节怎么落地，是前进还是后退。换个形式前进一样能达到我们的目的。因为国有资本，先给它，内部怎么商量再收回来，但是因为你是商业类国企，你不能在这里破坏基本商业法律。

张晖明说：“薪酬问题比较难处理，上汽集团曾经从GM公司招了一个高级副总裁来。实践证明他没办法参与日常管理和经营活动。一开始说他主要分管重大决策和全球事务。但是后来董事会、总经理咨询班子发现他没法做，因为他的思维方式、沟通方式就没法做。他薪水很高，后来只分管国际事务，实践证明也管不好，最后就辞退了。所以，今天市场上也有一些企业招聘市场化的副总，在薪酬体系处理当中，因为市场化选人的薪酬是按照市场规模和人力资本自身的经验和能力。实践证明在班子里面有很多的摩擦。在香港的中资企业有一套体系，组织部门，政府部门配置的董事会、人才，确实有如何使得规则与我们配置人才相匹配的问题。”

林岗则谈到国企职工，说我们要关注职工参与管理问题。国企职工相当一部分人认为他们和私企工人的地位差不多，对企业没有归属感，没有主人翁感。只讲加强国有资产管理还不够，还要讲在国有企业中大家都是平等的，要体现共同所有者的劳动关系，调动工人为企业发展贡献力量，而且能够监督领导者，这样我们共产党才真正有劳动者的基础。

国企分类问题

政府层面的国资管理有更多复杂问题。国企的分类就蕴含着微妙文章。

刘纪鹏点破了这层含义：“谈到国企分类，绕不开营利标准，但文件中还是按照商业类和公益类来划分的。过去有人试图分为公益类和竞争类，这是不怀好意的分类，意思是国退民进，国企退出一切竞争领域。如果这样，我们的经济里还有营利性的国资吗？中国特色是在于有庞大的营利性的商业类国资，没有这样一个基础，怎么能创造出伟大的生产力？没有这样的庞大的商业性的国资，我们就跟美国的公益性企业一模一样，那有什么中国模式和道路呢？”

楚序平提出，国有企业分类是新时期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也是一项重要改革内容，是因企施策、差异化管理的前提和基础。《指导意见》将国有企业划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既考虑了国有企业首先是企业的一般特征，又考虑了我国国有企业应肩负的特殊使命和责任。通过界定功能、划分类别，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对企业来说可以解决功能不清晰、定位不明确、发展同质化等问题；对出资人来说，可以使考核更科学、监管更精准、改革更有针对性；对市场来说，也会有一个更明确的预期导向，有利于使国有企业更好地与市场深度融合。

复旦大学张晖明教授谈到《指导意见》明确了国有资本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是紧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环境的概念，资本是在市场环境下配置运营的，围绕资本经营活动以“盈利”为主要目标还是以“公共服务”和“产业安全”为首要目标，能够更好地将国有企业的功能使命想直接关联。以往从“竞争性”视角对资本分类实际上依据考量对应的是产业组织问题。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上海先做了试点：“上海方案分三类，分竞争类、功能类、公益（公共服务）类，我们这次《指导意见》也是分三类，在商业类里面分了商业A类，商业B类，A类可以不控股，但是商业B类因为国民经济国家经济安全，没有采用“竞争性”分类概念，我觉得这很重要。从中国今天全球竞争格局来，对某些产业领域确实应该控制，甚至保持全资控股。很多人对公有制或者公和私问题的理解简单化，其实中央政府掌握一定国有资本对战胜危机非常重要。所以分类里面还是结合我们今天发展阶段，结合今天社会环境提出来新办法。”

孔丹说：“分出竞争类弄不好是陷阱。国企改革总目标应该是培养有国际竞争力，不仅在国内竞争，不仅在国有、非国有领域。说竞争类功能类，竞争类的可以不管，其实这话有问题的。竞争和非竞争的问题，自己确定的商业类是不是很准确不好说，但是比竞争类包含的定义更清晰了。军工就没竞争吗？军工竞争比什么都激烈了。将来会看到大阅兵是国有企业展示。指导意见提出我们国企要增强活力、控制力、竞争力、抗风险能力。这是个过程，实践和理论都需要过程。”张晖明教授则提到在实践中如何分类可以根据国有企业所承担的主业加以划分，但是，在实际确认商业类国有企业的经营责任和考核指标时，上海的试点在实践中还是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因为在既往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一些历史性负担和因为特殊原因，商业类企业多多少少承担着一定数量的公益性事务，由此会造成对商业性分类的国有企业经营标的考核指标内容确定中，企业为维护法人自身利益而讨价还价。因此，“分类”在具体实施推进中还会碰到很多具体问题。正是这样，与国有企业改革推进相伴随，需要继续推进发育市场，清理国有企业的历史负担，剥离商业类企业所承担的某些公共服务性的公益经营事务，为“分类”创造更加全面配套的经济社会环境条件。

光荣与梦想

与林岗相似，在座的前《求是》杂志总编有林、前中船重工董事长陈小津，发言的情怀和气魄，都令笔者有一种感觉，仿佛他们是从蒋子龙当年发表的小说《乔厂长上任记》里走出来的。

有林就加强和改进党的领导以及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谈了自己的体会，他回忆起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邓小平提出加强企业管理，引起了不同意见，回忆起1984年彭真同志主持的国企调查，以及后来的种种风雨。“总的来说，现在这个《指导意见》和当时的意见比较起来，更强调党的领导。关于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这方面在实践当中可能还要继续发展。三中全会的《决定》对毛主席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作为正面东西加以肯定的。我们学习文件，吸收了正面东西，对不太完整的东西逐步加以弥补补充。我认为，加强党的领导、发挥工人阶级的主人翁作用，不仅对现在的企业发展有重大意义，而且对今后国家整个经济建设的意义都不可忽视。”

陈小津发言声如洪钟：“你想想《鞍钢宪法》用的字眼，里面的要害、灵魂，和今天《指导意见》的魂相当一致。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国企的典范。大企业魂是什么？这次大阅兵真提气，别忘了“两弹一星”精神，国企干出来的！航天航空、核工业。这是共产党领导出来的，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有教训怕什么？反围剿失败了不就是教训，共产党本质就是能自己完善，自己总结教训。”“以往的中央文件都是按级传达，这次一下子全党全民，可见重要。当务之急，最重要就是学习、体会、落实、贯彻。大家刚才讲了很多，这个会叫理论研讨会，历史、经验、教训、回顾、反思，不能停留在理论上，理论问题也就是这些。下一次题目应该拿以往历史经验教训作为企业的反思。拿这么多年成功典型开交流会，是对理论问题的深入，是真正学习、体会、贯彻、落实《指导意见》的范本。以往成功大家都不说了，但它是客观存在的。我建议这样的会多开开，把理论面扩大，很好地和地气接上，和以往历史密切联系。”活生生一个央企军工集团乔厂长在热血演讲的形象。

《乔厂长上任记》堪称一个时代的“光荣与梦想”，体现了社会主义事业筚路蓝缕绝地求生的精神气概。在中国，国有企业绝非仅仅是一个所有制意义上的利益主体，而是凝聚了共和国哀乐、荣辱的历史生命体。高梁说：“我希望我们的媒体不要老是讲坏事，也讲点好事。国企在我们今天国家经济中间，对我们国家转型升级，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起了技术创新和产业中坚作用，这个作用是由无数事实来证明的。”如何在改革开放时代搞好国企，延续辉煌，一份看似波澜不惊的《指导意见》如何释放出应有的能量，新时代的国资管理者、国企企业家是什么样的人？宁静中孕育着怎样的风暴？一切需要正当年的人来回答。（观察者网余亮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