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特尔曼称：2013年中国已占全球投资的17%，而拉丁美洲只占5%，中国占到全球商品出口的11%，拉美只占全球商品和服务额的3.5%，进口方面，中国占到10%，拉丁美洲仅占4.7%。在资源消费方面，拉丁美洲地区比中国要占到更大的比例，就私人消费来说，中国大概是5.4%，而拉美私人消费占到全球的7%。贸易关系更多集中在几种产品和几个国家之内。2013年，17.3%来自于中国的产品是初级产品，只有2.5%是高科技制造产品。2014年，智利和巴西占到了58%的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向中国的出口额，同时巴西和墨西哥占到了60%的所有总的从中国进口量。出口和进口都集中在两三个国家。

前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经济委员会国际贸易和一体化司司长奥斯瓦尔多•罗萨莱斯称：大宗商品占到了拉美地区对中国出口的四分之三。相比之下，高科技产品仅仅占到了这个地区向中国出口的6%。拉美只有巴西、委内瑞拉、墨西哥能用大宗商品出口来抵消贸易逆差。在2000到2013年期间，拉丁美洲向中国出口产品的数量也非常有限，差异可以从8倍到13倍之间。在服装方面，墨西哥以及中美洲已经被中国制造商从美国市场中挤压出去。

秘鲁太平洋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系教授桑伯恩，和美国波士顿大学全球经济治理行动中心博士前研究员丽贝卡•雷共同占用一个发言单元。这两位美丽女士的发言像是对中国企业的一场小小“投诉”。她们认为中国企业在拉美不够透明，有些投资项目有损当地自然环境，当然，她们的主题是拉美国家对外企的监管不到位。丽贝卡女士似乎更纠结，她担忧中国经济的放缓，因为这会使得拉美经济也放缓，于是拉美政府为了刺激经济就会放松对外企的管制。

第二天，国家开发银行规划局副局长王文松在发言中坦率回应了两位女士。他的回应风格和“超级银行”国开行一样具有实在干脆的风格，既高屋建瓴，强调发展和环保要平衡，发展是帮助世界人民消除贫困的核心，又有的放矢地回应了拉美学者的“投诉”：“那些企业都是我们开行的客户，应该说我们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儿，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我们国开行会降低他们的信用等级，他们要再向开行融资的话，我们会提高他们的融资成本，他们需要改进信用，才能继续获得国家开发银行的资金。”

王文松的发言则不动声色地展现了中国政府机构对企业的监管。中国政府的监管能力受到拉美学者的重视。不过也有中国学者比如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郑新业教授就通过分析得出：中国政府的一些财政税收政策获得了相反效果。拉美人在会上反复呼唤他们所缺少的国内监管。而在中国，包括与会者芦荻教授在内的多位学者都对观察者网谈到，中国经济学界反对监管的呼声却很高，尤其在资本监管方面，支持监管的学者已经成了少数，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

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才是拉美永久的痛，所以拉美学者反复向中国强调要谨慎对待资本账户放开的程度问题。

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金融市场总监、发展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琼斯女士已经一头白发，她谆谆告诫中国人：“对于中国来讲，对金融开放要非常非常小心，尤其对于这种金融衍生品放松管制、放松监管这块，我们是非常谨慎的。比如对于在离岸可以去做的投资，在国内还是要进行控制的。”“当我们谈论资本帐户开放的时候，一个国家需要多大资本的流动呢。比如像非洲或者亚洲的一些比较贫困的国家，即使他们有流动性问题和波动性问题，但这些国家确实需要资本来催动增长。但是对于中国来讲，我们可以说不需要这么多资本的流动，除非我们非常明确对此能进行有效的管理。中国的储蓄率太高，而且外汇储备也非常高，所以有无必要用资本账户开放来补充外汇储备和储蓄以推动宏观经济，对这一点我有所怀疑的。”

哥伦比亚国立大学教授、前哥伦比亚财政部长吉列尔莫称：中国信贷每年增长2%，因为中国对于欧洲以及日本的出口，每年增长20%。2009年，全世界出现经济危机，中国就不能有大规模的出口了，所以中国必须要刺激国内的市场。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巨大的信贷繁荣。但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监管不加强，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为对于拉丁美洲，我们已经出现了很多金融危机，对于中国来讲，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就是资本帐户的放开。但是我们如果放开这些资本帐户，可能会有巨大的资本外逃，在现在就会是一个非常巨大的问题。中国必须开放资本帐户，但是开放资本帐户的程度或者步骤必须是逐渐进行。

那么中国人在资本账户开放方面该如何做呢？中国学者张礼卿教授撇开中拉关系专门谈了对此的看法：要谨慎，并且给出了六个坚实的理由：

“中国应该加快资本市场开放吗。”他首先回顾了中国资本市场开放的进程：大概15年前开始，总体来讲比较顺利，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统计，在总共40项资本交易帐户的项下中间，中国有14项基本开放了，还有23项部分开放，只有3项完全受到限制。总体来讲，中国的资本市场开放有几个特点：直接投资，包括FDI、ODI，它的要求比证券市场开放要更高一些，货币市场的工具严格受到控制。根据新的外资法，中国的FDI基本上不受事先审批的约束了，另外以个人和机构投资者对外的合格投资，这个框架可能会出台，这会引起更多的个人到海外投入更多的资产。

“中国的资本市场是不是应该加快开放，中国是两派，一派认为中国已经具备加快开放的条件，在三到五年内加快开放。理由是这将有助于中国货币的国际化，有助于减少国际贸易顺差的影响，有助于倒逼国内经济改革。另外一派观点认为，中国还要走很长的路，最终实现资本市场开放。”

张教授认为中国需要非常慎重地对待资本市场开放，特别是现阶段有六个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