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教授用多张PPT展示了中国在国内外的巨大工程，从珠港澳大桥到中吉乌铁路，这些堪比世界奇迹的影像和名词震撼了现场的观众。他更是在四个现代化基础上提出了第五个现代化——基础设施的现代化。但胡鞍钢教授赋予了基础设施建设更高的理念：从重塑世界经济地理的角度畅谈“一带一路”，打通新中国执政历史，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代的政策统筹联系起来，谈论从全国一盘棋到有重点发展再到今天更高层次的重新规划。

胡鞍钢老师称港珠澳大桥堪称当代的都江堰工程，可以造福百年

基础设施输出就是所谓的过剩产能输出吗？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吴晓求教授的回答是：NO。“一带一路”的理念远远超过产能输出的现实主义。他从金融体系的角度阐述中国的理想。面向未来十年中国将成为第一大经济体，我们要给世界提供一个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它一定是更加开放、有序的金融体系。

困难也不少，除了政治、法律、安全风险，还有人的差异。孙振宇说到非洲的工人一个月发一次工资可不行，得一周发一次，甚至有的企业一天发一次。看来，如何向这些国家输出中国人的“勤劳革命”，也是“一带一路”工程在物质层面之外必须考虑的问题。

“一带一路”概念首先由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于哈萨克斯坦访问时提出，看似相比学界领先了一步，却是在多方调研基础上提出的。事关一个必将高度集成官学商民的伟大项目，那些实践者，尤其是“一带一路”主政官员的亮相格外引人注目。今天到场的官员欧晓理和王文松均是人大校友。

国家发改委西部开发司巡视员欧晓理身兼官员与研究者身份，曾经带领队伍沿着中国内陆边疆几番实地考察，不仅收集大量数据和资料，对于“一带一路”理念的提出也有灵光一现的贡献。不久前他刚刚面对媒体辟谣：“一带一路”是中国今后对外开放和对外经济合作的总纲领，不存在谁在路上、谁在带上，谁不在路上、谁不在带上的问题，全国各个省区都覆盖，而不是此前有媒体报道的18个省区市。权威地位毋庸置疑。今天他在谈笑间又帮大家解开了不少心结。比如坊间有人问“一带”与“一路”哪个重要，哪个先行？他说就像大鹏的两个翅膀，哪个优先？

今天他指出，“一带一路”是谋划大格局的大手笔。中国不想改变这个世界上的既有游戏规则，但是可以改善这个规则。“一带一路”借用全世界都熟悉的古代中国与世界的文化符号，站在历史和价值观的制高点上，得到多数国家的认同。不过谈到不少省份地市争相宣传本地在丝绸之路历史上的地位，他认为这样意思不大，还是要务实。因为曾脚踏实地在中国内陆与中亚国家考察，经验丰富。他说了个有趣的故事，因为中国人写政策文件时候喜欢使用诸如“战略通道”、“前沿阵地”、“桥头堡”之类带有军事色彩的词汇，一度让一些国家误以为中国人要采取某种进攻行动。这是在“一带一路”工作着要避免的，“丝绸之路”这个词则非常好地传达了中国人的善意。要让各国包括仍然犹疑的美日都了解，“一带一路”是一个造福世界的伟大的和平与发展项目。

王文松也说道，如果有国家反对“一带一路”反对亚投行，那可能是认识还不到位，要给他们时间。因为全世界人民都要吃饭，都想过好日子。在场观众不禁会意地笑起来。他提到中国人援助非洲，首先帮人家修医院，建学校，开公路，打水井，不像有些国家援助非洲的时候把大量资金花在搞宪法搞价值观上，越搞越乱，老百姓却没得到什么实惠。

几年前曾有美国记者撰写一本叫作《中国超级银行》的书，描述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在国内外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上的力度之大，令美国的政策银行自叹弗如。但是王文松告诉大家，国开行在规划大项目的同时，十分重视社会公平，国内80%的助学资金都是国开行提供的。在未来“一带一路”的规划开发中也必将发挥多层次的作用。

对于美日新动作比如亚开行最近宣布增加1000亿美元投资用于亚洲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王文松表示乐见其成。“一带一路”开发原本就是开放包容的。

泉州市副市长刘忠则直接来自“一带一路”建设前沿。他追述泉州在历史上的地位，描述今天泉州骄人的经济建设成绩，对各种数字如数家珍。泉州已经开始设立海上贸易大宗交易平台和资源配置平台；引导纺织服装等部分劳动密集型企业到东南亚、南亚、中亚、中东欧等地方投资设立产业专区或者营销中心；鼓励建材企业赴海外投资矿产开采项目；在海外设立机械装备研发中心；通过与沙特等国家合作，推进中阿石化产业园的合作开发……看得出来，一些地方已经雄心勃勃地展开“一带一路”工程。

“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郑新业做压轴发言，他提醒大家“一带一路”上各国与我们的国情不同，比如伊斯兰金融传统的特点就需要注意。不少国家的平均GDP比我国高，所以我们不是去援助穷国，而是尝试合作互利。

中午十二点论坛准时结束。专家们只是说出了一小部分精彩。意犹未尽，会后继续讨论。

郑新业副院长的发言是中国模式与“一带一路”，但是会场上未及展开。会后他表示，中国模式并非在于笼统地谈论政体优势，而在于吸收包容，增强能力。我们要学习西方的很多优秀经验，也要对自己的优秀经验了然于心。比如台湾税制，给地方返税只有3%，相比之下，大陆返税地方25%的税制就极大激发了地方的创造性。

讲坛上，几位学者官员都语重心长地提到，“一带一路”是长远的工程，需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来完成。孙振宇说的更实在：搞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很大，要想收回成本也要二三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整个论坛现场，我看见在座的学生有的在投入地听讲，有的则在电脑上忙碌自己的求职简历、论文文档，顺带听听有趣故事。这一幕非常自然——不论他们在做什么，“一带一路”就像空气包围在身边。当他们走上工作岗位，会更加体会到这个大工程的用心良苦和影响深远。

5月25日，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还举办了一场“一带一路”与金融改革讲座。后天，大后天，各种关于“一带一路”的务实务虚活动还将继续。在人大论坛，权威们稍稍露脸，更多时候他们埋头干活。

投身“一带一路”的热情在各地发芽，也难免有滥竽充数。如何把这样多的热情统筹起来，去粗取精，去芜存真，转化为中国与世界生生不息的文明力量，考验着中国人下一步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