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的权力结构早已改变，权力不再被传统治理机构所垄断，越来约分化到不同新型组织手中，并且呈网状形式，此起彼伏，不像官方那样有个固定的形体（靶子）。一些互联网新势力摆出很苦逼的样子，向官方讨权力，这也只是博弈手段，旁观者不必跟着装糊涂。

逼格比较高的网民，他们的灵魂会嘲讽一个不能访问“推特”和“非死不可”的国家的互联网只是局域网，但另一方面，他们的感官又分明感知中国互联网远超国际互联网的自由随意。比如获取免费影视资源之容易，这在严格打击盗版的欧美国家是不可想象的。

即便在政治领域，根据哈佛大学的调查报告，中国互联网上的自由要分两方面看：涉及煽动群体性事件的信息被严格控制，但是对于政府、社会的批评声音被允许出现。进一步延伸，可以说非政治类的信息比如影视作品的传播非常自由，自由到无法无天。而政治类信息的自由度也并不小，以至于可以屡屡有人在党报评论员位置发表反国家反历史言论，对其处分最多也就是迫于网民压力开除而已。

正是因为被中国互联网熏陶出了自由享用资源的习惯，中国网民对影视作品的口味越来越高，对新出台的措施也更不能忍受。面对问题，也更容易局限在“专制/自由”的框架下思考问题。

我当然不希望中国的互联网采取专制手段来管理。但说实话，既然几乎所有批评者都会警告政府的管制措施会无效，这等于承认，1984是不可能的。

那些认为取消一切管理才能产生影视繁荣的观点也是不足一辩的。说实话，有些人士平时关心的也就是自己有没有足够的免费剧集来打发时间，听到字幕网站被关闭，才突然好像自己一直在帮助影视业发展繁荣一样。那意思等于是说：“我不用干别的，只要在沙发上无偿享用你们辛苦制作的作品就能让你们繁荣。哦不，我们还在朋友圈发种子帮你免费传播那。”

互联网的繁荣从来就不只在于自由。真正的互联网思想家凯文·凯利在《失控》中颇费周章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觉得“自由”、“管制”这些概念都很难描述互联网的发展，要用“失控”来代替。他认为“竞争”与“合作”也不再是互联网时代的生态法则，必须学会“共同进化”，那是一种相爱相杀的关系。好比密码安全学和破解密码学相生相克才有进步。彻底的管制不可能，彻底的放任也将是灾难，所有的发展都是在有阻力的情况下才能产生。他以空客的驾驶机制为例，驾驶员已经无法完全控制飞机，而是要和“自动驾驶系统”不断磋商、争夺驾驶权，或者说是有限控制，人机一体，没有谁是随心所欲的。一切都“失控”了，一切又都在控制，这个要比自由不自由复杂的多。

广电总局或者新闻总局就是那个空客驾驶员，需要寻找与失控年代适应的管理机制，不可能全面管制（我估计人家也没傻到想全面管制），而自发的互联网秩序也别幻想为所欲为，必须寻找“共同进化”之道。

广电总局的一系列做法可以看作是面对失控年代的被动反应，之前要求TV客户端下架的做法，还看不出有何新意。需要更积极地摸索管理办法。各种蠢蠢欲动的新媒体势力也必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地发展下去。一两个字幕网站被关闭已经足够了，不能再多，各方都需要看一看，作出调整。

普通网民对广电总局一向不抱太大希望，但也不必哭天抢地好像广电总局真能把自己怎么样。

至于有识之士，当然要讨论网络共享的实践和未来。高调声张互联网自由或者网络英特纳雄耐尔，作为对一种人类理想的维持是必要的，但是对于当下的广电总局、影视开发者来说也实在没什么帮助。

看看不同的朋友圈就知道，“成功人士”不会议论字幕组的事，尚无朋友圈的民工群体也不会关心字幕组是啥玩意。所以此番互联网思想家的土壤就是小资阶层的Couch potato么？希望有人给我不一样的答案。他们为了享有做一个沙发土豆的任性，吼得也是蛮响的，但这个和亚伦·斯沃茨的知识分享或者冯象的反知识产权思想完全不同，想必网络新共产国际的人们也了解这一点。小资共产主义是不存在的。

不过，不好意思，我所关爱的也还是小资。写这么一篇文章，无非希望部分人士装痛苦不用装得太用力，以免真装出毛病来。发泄一下就好。要相信，AV会有的，美剧会有的，甚至思想你们也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