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斯诺登最新的消息是：他在莫斯科并可能准备前往厄瓜多尔。从斯诺登目前的选择来看，他去的每一个地方都可以说是美国的对立面。在斯诺登行程悬而未决的时刻，我们或许只能在阅读旧文的同时遥祝年轻的斯诺登：一路顺风。以下是美国留美法学博士研究生游天龙早先为本站撰写的文章：《美国对待斯诺登们远不如四十年前》，以下为文章全文：

上周，华盛顿最震撼的新丑闻就是美国国家安全局监视美国民众乃至全世界的“棱镜”计划了。几天前，泄露该计划的前中情局雇员斯诺登在香港通过媒体的帮助从幕后走到前台，从而将该丑闻推向新的高潮。可事态的发展恐怕将远远低于斯诺登的预期，这位古典自由主义的信徒将会绝望的发现，相比于那些得到国会法院和民众倾力支持的“泄密界”的前辈们，他在“后911”时代的美国孤立无援。

国会不再是白宫的监督者

在斯诺登身份曝光之后，国会领袖们纷纷谴责：

“他是叛徒！”——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贝纳。

“他的行为是叛国！”——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参议员尼尔森。

“就算不是叛国，也差不多了，斯诺登要向陪审团解释这一切！”——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资深参议员昌布里斯。

“他不是英雄，他将美国人民的生命至于危险之中！”——美国国会参议员金。

“他就是一个不成熟的干什么都不成的高中肆业生！”——美国国会参议员科林斯。

……

再让我们把时间拨回到四十多年前，当时的尼克松政府同样深陷泄密丑闻。曾就职于兰德公司的埃尔斯伯格同样冒着巨大的风险，将他从国防部获得的七千多页绝密情报泄露给了《纽约时报》等媒体，从而揭露了美国自40年代杜鲁门时期开始，历届政府蓄意欺瞒美国国会和民众，并一步步把美国拖向越南战争泥沼的惊天丑闻。可那时候的美国国会领袖们显然比如今这群没有脊梁骨的政客要有骨气的多：

“这是对国会和美国人民难以置信的欺骗！”——美国国会参议员麦戈文，1972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这些文件内容让我极其震惊！”——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斯格特。

“我们国会议员们被这些简报欺骗和误导！”——美国国会众议员麦克罗斯基。

而当时的阿拉斯加州国会参议员格拉维尔为了避免民众因为法院的禁令无法得悉从报纸上读到事情的真相，试图在参议院全院会议上用议事阻挠的手段将全篇“五角大楼文件”宣读给美国人民。初次尝试失败后，他又在自己担任主席的建筑与征地委员会讨论中再次宣读，一直读到第二天凌晨1点身体状况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才被迫停止，成功的将4100页机密文件“读”进了人人皆可查阅的公开档案。为此，他牺牲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只干了两任参议员就黯然下台。

更让人吃惊的是，在埃尔斯伯格将这些文件交给媒体之前，他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和数位国会参众议员联系，告诉他们自己手上掌握的情报，恳求能得到他们的帮助。而这一年半的时间内，那些国会议员就算不支持他的做法，没有人将他的所作所为“打小报告”告诉白宫和司法机关，从而将丑闻在萌芽阶段扼杀。相反，正是国会议员给了他媒体的联络方式，促成了《纽约时报》将丑闻披露。

同样是国家深处战争泥潭，同样是被白宫为首的行政机关屡屡欺骗，同样是耳闻目睹美国宪法被无情践踏，美国人民隐私和自由被野蛮侵犯，短短四十余年，国会变换大王旗。大多数共和党议员们一向是支持任何捍卫国家安全的政策，而曾在小布什执政时期激烈反对这些举措的民主党议员也因为奥巴马的态度而见风使舵，纷纷称颂起这么一个“据说”破获了无数起恐怖袭击的监控计划，且不管尚活在恐袭阴影中的波士顿人民。

法院不再是民权的捍卫者

同样变了的还有联邦法院。

当年“五角大楼文件”丑闻爆发之后，恼羞成怒的尼克松政府起诉了包括《纽约时报》报社，该报总裁、主编、编辑、记者在内的近20人。而事后主动投案的泄密者更是被指控多达15项罪名，最高刑期115年。而为了坐实埃尔斯伯格等人的罪名，尼克松内阁的国内事务顾问甚至派联邦调查局探员擅闯被告的心理医生办公室窃取被告的病历，从而达到阻止被告出庭作证的目的。

在行政机关近乎疯狂的违法乱纪面前，法院成功的守住了美国社会秩序的底线。审理埃尔斯伯格的法官坚定的排除了这些非法获得的证据，还了泄密者的清白。而受理《纽约时报》案的最高法院更是以6：3的票数捍卫了美国民众的知情权，守护了第一修正案中赋予媒体的新闻自由，给试图蒙蔽民众玩弄舆论的白宫主人们沉重的打击。

可如今，被称作“埃尔斯伯格第二”的斯诺登恐怕不会再有埃尔斯伯格的运气。且不说众口一词要将他绳之以法的国会领袖们，也不说史上动用《间谍法案》严惩泄密者次数最多的奥巴马政府，过去代表了公序与正义的美国联邦法院们这次也未必会给他一个公道。自1978年《外国情报监听法案》颁布以来，负责受理情报机关申请监听搜查令的联邦法院几乎次次都将国家安全置于民众隐私，公民自由，和透明执政等基本人权之上。

这个专门处理情报监控申请的“外国情报监听法院”是国会特设在司法部内部的一个黑箱机构，外人不知道它运作的程序，不知道它处理的案件情节，不知道它下达的判决内容，仅仅从联邦法院年度报告里面知道它审理案件的数量。而从这有限的数字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法院几乎就是一个橡皮图章。35年来，数千次情报机关的申请获得批准，仅仅有11次申请遭到拒绝。

该法院的法官也并非通过总统任命参议院批准这种常规程序产生，而是全部由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任命。可悲剧的是，过去四十多年来的三任首席大法官分别是由尼克松，里根和小布什提名。而这三位总统都是热衷的国家安全议题的传统共和党人，他们提名的首席也都是能在关塔那摩问题上投赞成票的亲信。而就在不久前，最高法院就因为原告无法证明自己被监听而将另一个试图挑战《外国情报监听法案》的案子丢了出去。可当所有证据都是“绝密文件”的时候，没有人可以证明自己被监听。

就如今这样一个堕落的司法现状，如何能让人相信斯诺登回来会得到公平的审判呢？

民众不再是英雄的后盾

斯诺登曾期待他的义举能激起美国民众的强烈反应，以期扭转政府的疯狂行径。可惜，他错了。

最新的民调彻底打破了他古典自由主义的幻想。

在《华盛顿邮报》和皮尤研究中心的民调中，62%的美国民众支持“侵犯隐私的调查”而不是捍卫“阻挠调查的隐私”；58%的美国民众认为政府跟踪电话记录的行为“可以接受”。对斯诺登更不利的是，在《时代周刊》民调中显示，尽管44%的美国民众认为他做了“一件好事”，可53%的人却支持他因为泄露国家机密受审。民调同时还揭露了美国民众犬儒的一面。虽然76%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政府的监控计划可能比现在所知道的规模还要大，但他们却不认为斯诺登的揭发行为能改变什么。

也许这个时候斯诺登才会发现，他的牺牲恐怕毫无价值。

美国人曾经为了反抗暴政揭竿起义，从当时最强大的帝国手中争得独立；曾经为了自由和平等走上街头，抱着“将监狱填满”的决心，从奴隶主的后代们手中赢得胜利；曾经因为自己的政府欺压弱国，而将数以亿计的赔款用于扶助那个东方大国的教育；曾经屹立在各个人权领域的潮头，引领着世界的进步和发展；曾经是发达国家中最反政府干涉，最支持个人自由，最主张小政府，最反对福利社会的一群人，可如今，这三万万民众站出来支持斯诺登的还不如香港六百万人口的弹丸小岛站出来的多。如今的美国人，让我看了只能无语叹息。

不知道余生都活在恐惧中的斯诺登会不会有那么一丝后悔？

结束语

埃尔斯伯格在投案后曾说过：“我觉得作为一个美国公民，一个有责任感的公民，我不能继续和政府合作对美国民众隐瞒这些信息。我做的一切显然都对自己不利，但我已经准备好接受我这个决定所带来的一切后果。”同样的，斯诺登在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也说到“我不是叛徒也不是英雄，我是一个美国人”，试图强调自己美国人身份给自己赋予的社会责任。可如今，“美国人”，这个曾经让他们为之自豪的身份，还配得上这些英雄们唐吉可德式的壮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