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针对“朝鲜战争”问题发表的讲话中，毛泽东便明确表示，“中国革命是带有世界性质的”，而“朝鲜战争是第二次教育了世界人民”。

一个是发生在中国境内的社会主义革命与解放战争，另一个是跨出国境援助他国的解放战争。究竟如何去理解这一政治判断，理解所谓中国革命以及抗美援朝战争的教育意义，实际上是理解所谓中国“革命传统”在20世纪政治现场中意义的关键。

自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以来，抗美援朝战争便一直在反帝的背景下，被看作是与中国革命建国政治叙述中的一部分，其目的是以战争的手段与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现状进行斗争，以谋求和平为结果。这一观点，在五十年代的外交话语中也得到充分体现。

在同尼赫鲁讨论中印关系的谈话中，毛泽东强调，两次世界大战一方面造就了美国的帝国主义，另一方面，也使得一批亚洲及非洲国家脱离殖民主义影响，成就了一批以共产主义或民族主义政党领导的国家革命。在毛泽东看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压力是全球性的，因此，针对这种压迫的反抗斗争也是全球性的。

战争本身仅仅是斗争的手段之一。脱离了这个背景去谈论战争的正义性并无意义。抗美援朝战争时，美国干涉行为虽然在其法理上违反了《宪章》规定的武装干涉原则。然而，其干涉行为却很快获得了联合国决议的背书。这便对《宪章》中，对于战争正义性问题的抽象判定提出了挑战。

杜鲁门的讲话中强调，美国干涉的基础是由于朝鲜军队的行为是一种“aggression”。因此，援助韩国则是“基于联合国框架下的警察行动”。针对这种干涉主义倾向，1953年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际上便很快被用来当作一种在世界范畴内与帝国主义干涉政策相对抗的斗争话语。

20世纪50年代中国所提出的“独立自主”原则需要被放在两个互相关联的背景中去考察。

首先，是中国革命的历史与政治经验。即所谓中国“革命传统”的世界史与政治史意义问题。在这其中，包含了对于所谓“人民战争”及社会矛盾关系的认识。

其次，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全球秩序变迁中的权力结构与意识形态关系的背景。在这个框架下，牵涉到对于“反帝”及“反殖民”话语在世界不同地区的差异性政治表现的历史梳理。借此，我们才能深入理解20世纪，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政治话语中的“霸权主义”、“帝国主义”、“民族独立”、“解放”、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关键概念在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意义。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的发言中强调亚非拉国家的共同政治基础，主要是这些国家近代以来“曾经受过、并且正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在20世纪50年代美苏对抗的政治语境中，中国格外强调对于社会制度差异性的认同。而这种认同的基础是一个矛盾关系的判断。这一判断强调，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国家政权均是各个国家在反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压迫过程中产生的不同政治回应方式。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会议上发言。（资料图）

除了战争之外，斗争还包括一切谋求民族独立的“解放运动”、“和平运动”以及“正义斗争”。在这个标准下，不单单是抗美援朝战争，包括中国对1956年对埃及政府收回苏伊士运河公司行动的支持，都可以被放在这个斗争矛盾关系中去理解。

这一系列斗争形式均不以意识形态阵营为标准，而是一个以反帝为目标的包含了“世界劳动人民”的统一战线。这一点，在中国针对阿拉伯及非洲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立场上有明确表现。在毛泽东1959年会见喀麦隆人民联盟代表的讲话中，他明确表示“非洲当前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在毛泽东看来，发生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运动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因此，应当被看做是“民族解放运动”而非“社会主义革命”。这种力量被看做是能够支持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力量。这种民族解放运动是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同时要在世界上“找朋友”。在这一点上，也能找到中国革命斗争经验中，对于统一战线问题认识的影子。

在毛泽东的政治话语中，“历史环境”是一个讨论政治关系的重要基础。而存在于不同“历史环境”中不断变化的事物矛盾关系，则直接影响现实政治决断。理解“历史环境”及“矛盾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理解“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则是政治活动的根本观念。

毛泽东认为，这种政治活动中存在两种根本性的矛盾，及“对抗性的矛盾”与“非对抗性的矛盾”。前者发生于“敌我之间”，后者则发生在“人民内部”。两种矛盾关系也能互相转换。

同时，对于矛盾关系的分析不仅仅局限于国家内部，也应当延伸到对于国际问题的理解上。人民这一政治范畴也应当延伸至世界范围内，作为反对霸权主义的政治话语，并用以进行对敌我关系的政治分析。这一政治活动的理想化根基，则在于对“祖国的前途、人类的理想”之关心。

后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主的国际霸权结构实际上也呈现出了这种内卷的倾向。并因此消解了结构性变革所需要的政治话语动力。当代国际政治话语最明显的两种表现形式体现在一方面以普遍人权为基础的对于包括气候环境政治在内的讨论，意图取代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政治并尝试成为新的全球性政治话语。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以最直接的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帝国主义、民粹主义政治的蔓延。

在美国宣告冷战“结束”之后，又接连在“第三世界”内出现了多次战争。这些战争是盘旋在二十一世纪里的乌云。“后冷战”时期建立起的普遍主义政治话语在遇到民粹主义、恐怖主义的现实政治时便显得不堪一击。而对于“非暴力不合作”这种反抗模式的大肆颂扬，同样也体现了在这种普遍主义人权话语政治中对于暴力的无奈。

正如霸权是无法回避的政治现实一样，对霸权的反抗也同样无法避免。二战结束之后，伊朗曾一度以泛伊斯兰主义思想作为对抗苏联霸权主义扩张的解毒剂。泛伊斯兰主义也是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反抗者们的精神力量之一。二战时期的日本，反西方的话语成为其殖民主义扩张的借口。在这一语境下，泛伊斯兰主义内部的瓦哈比派运动、赛努西运动、阿富汗尼运动、阿赫迈底亚运动，则被看作是“回教圈今天正在多灾多难中逐渐重生”，是所谓“回教徒的觉醒”。

短二十世纪及其之后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反抗的土壤上，可以生成恐怖主义，可以生成殖民主义，但也可以生成对抗霸权主义政治的和平力量。理解霸权及其反抗，也许是连接短二十世纪与冷战之后政治未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