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周刊》编辑部一声枪响，不但救活了这份半红不紫的小众刊物，还很可能顺道救活了法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铅笔制造业。当然，在这么一个政治高潮时刻，我们的格局不能太小。我们还应当看到，在启蒙运动、推翻路易十六旧王朝、拿破仑战争结束许多年之后，西方现代性的起点、自由主义信仰的精神祖国法兰西终于又一次站到了宇宙中心。

这只是文明的冲突？

在“反恐战争”这场圣战中，《查理周刊》终于替法兰西争了口气，树了个典型。现代世界的八国联军们满脸凝重地站在一起，强烈谴责那帮草菅人命的伊斯兰义和团。大家义愤填膺，一致要求，要给伊斯兰世界送点现代思想去，一面可以消灭目无自由的伊斯兰拳匪，一面还可以拯救一下不知自由是何滋味的穆斯林群众。这支西方新反恐联军的猎猎大旗上写着几个大字，民主化、现代化。而在穆斯林眼中，这支“反恐”联军却与他们历史记忆中的十字军没有差别。他们傲慢、粗暴、贪婪，甚至对神毫无敬畏之心。他们肆无忌惮地踏上穆斯林的土地，任意妄为地寻找地下埋藏的宝藏；他们侵占穆斯林的土地，烧毁穆斯林的城市。正是基于对西方这支十字军的愤怒，穆斯林们聚集到了一起，开始圣战。

伊斯兰世界也有过世俗化的努力，但多数最终以失败告终。

从整个19世纪以来的世界史角度来看，中东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史是一个反抗的历史。伊斯兰的反抗除了今天我们熟悉的泛伊斯兰主义影响之外，还有更复杂的世俗化意识形态的影响。诸如民族主义、泛阿拉伯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等都在20世纪中东与世界历史互动过程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将阿拉伯世界的反抗笼统地表述为“文明的冲突”毫无疑问抹杀了这一复杂的历史进程，淡化了西方殖民及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秩序中的霸权主义色彩。并将伊斯兰世界中的反抗，抽象化为一种纯粹的信仰冲突。而近些年来的“反恐战争”则是这种“文明冲突”话语的国家暴力表现。从情感上，“反恐”描绘了一群只懂得破坏建制的坏分子，一群与“正常”社会相对立的人。在对“恐怖主义”的界定背后潜藏着非常浓厚的西方文明中心意识，以及霸权主义国家战略。近些年的“反恐战争”基本上变成了对伊斯兰教整体的文明冲突。将西方的现代秩序视为“常态”、视为“普遍”。用“恐怖主义”这顶帽子，掩盖了种种形式的对抗行为。用“政治伊斯兰”或者“极端主义”掩盖了伊斯兰世界内部的多样性及其历史发展脉络。

对霸权主义的反抗在世界各个角落呈现出各自不同的面向，进而“极端主义”的问题也必然与各个地方的社会历史特性相结合。但是缺少了对反抗问题历史化的理解，缺少了更广大的政治关怀，缺少了对阶级问题，对不平等的认识，今天的反抗活动便一定会丧失方向。而成为互相之间无休止的仇杀。《查理周刊》激怒了穆斯林，来自穆斯林的子弹则又激怒了欧洲人。倘若不将反帝、反殖民放在一个更长的革命线索当中去理解，那么今天的世界将无可避免地走向碎片化。反帝、反殖民不是斗争的终结，而是斗争的开始，它导向的最终点是民主革命，是平等，是一个没有了霸权主义的大同世界。这是我们普遍性的理想。

在今天的西方人眼里，伊斯兰世界不可理喻。他们就像是西方物质现代化恩泽下不知感恩、不懂包容的坏孩子。就像美国电影《钢铁侠3》里面那个留着大胡子的神秘恶棍满大人。今天的伊斯兰世界在西方眼中，就像是19世纪的中国，他们神秘、易怒、暴躁、幼稚、不知礼节。他们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还远远落在后面。在亨廷顿提出他著名的“文明冲突”理论之前，美国保守主义学者、阿拉伯问题专家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 Lewis）便撰文提出，穆斯林愤怒（Muslim rage）的根源在于，这是“宗教的东方”（religious East）对“世俗的西方”（secular West）进行的挑战。刘易斯引用托马斯·杰斐逊的话，将美国的建国精神根植于政教分离之上。他强调，虽然政教分离是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政治遗产，但是只有到了美国，政教分离才通过立法，从哲学理想变成了政治现实。在刘易斯看来，绝大多数未完成政教分离的宗教都无法真正传播至全世界。而唯一的特例便是伊斯兰。

刘易斯将伊斯兰的历史看做是与欧洲基督教文明相对抗的历史。其形式是双方对领土主权的拉锯争夺。这种十字军对抗圣战士的局面一直到了17世纪中期欧洲殖民秩序兴起而正式结束。世俗化的欧洲殖民者们将亚洲与非洲纳入了殖民世界格局之内，至此以后，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为代表的“伊斯兰世界”便走上了闭关锁国的防御道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伊斯兰帝国随着西方的强大而深陷困境。熟悉中国近代史的读者们会发现，在我们近代史课本上读到的“丧权辱国”、“内忧外患”等字眼，几乎可以不加改动地用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身上。19世纪西方殖民扩张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的对抗活动，似乎都遵循着类似的路线。

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以及第三世界民族国家独立浪潮的兴起，欧洲创造的殖民世界秩序正式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贸易自由主义霸权下的全球秩序。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被石油带到了中东伊斯兰世界，困扰他们的是在这个地区久久未曾衰退的反西方情绪。刘易斯的长文发表于1990年。这一年,苏联才从那个困扰他们长达10年之久的阿富汗战场上撤军不久。就在苏联撤军阿富汗后不久，同年，《塔义夫协定》签订之后上任的黎巴嫩总统、亲西方的基督教马龙派人热内·穆阿瓦德在就职17天之后便遭暗杀。走入中东世界不久的美国开始发现，中东伊斯兰世界的复杂情况似乎远超出他们的乐观预估。

19世纪以来的全球史建立在西方强烈的制度与理论自信基础上。18世纪开始阔气起来的欧洲觉得，自己能够有今天，一定是由于各种优越性使然。带着一副先进带动后进的派头，欧洲不但把买卖做到了全世界，还铁了心想要把自己的优秀经验带给世界人民。西方相信，分散在世界各个角落里的国家，无论其历史背景、社会环境等等的差异，都只不过是处在一条通往相同终点的道路上的不同位置而已。只要遵照了欧洲成功经验，进行社会习俗和思想改造，完成政教分离，完成工业革命，开放自由贸易，进行法律变革，解放个人，那么实现世界大同便一定会指日可待。说实话，西方为了创造这天上人间的美景也是蛮拼的。他们走遍世界，揪着“文明后进”们的衣领子，抡圆了煽他们的嘴巴子，一面煽一面还苦口婆心地问他们：我疼不疼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