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出于对抗“泛突厥主义”的需求，欲破除在中亚建立统一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突厥国家的企图，就必须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本质上是以更小范畴的民族自决（五族格局）来抵消更大范畴民族自决（泛突厥主义）的冲击，对已然出现分野的各民族进行民族差异的强化，将民族意识灌输到各民族的观念中。而几个民族共和国的建立，则是运用领土、边界等现代政治构建方法，将民族认同上升为公民认同。原来有可能被大突厥主义者纳入“中亚联邦”的各民族被分化为五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为法律地位相同的对等政治实体，作为一级行政区域并存于苏联。苏联中央政府，便成了超然其上的利益仲裁者、资源配置者和发展计划制定者。

苏联中央政府的举措，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意义十分重大且行之有效。首先，从政治上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使之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相适应；其次，通过培育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扩大了它们之间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淡化了“泛突厥主义”的作用；再者，有助于消除中世纪的社会政治残余，为中亚地区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清除了隐患。

（三）后患

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是苏联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举措。苏联时期，所谓边界不具备国界的功能，它们只是一级行政区域间的界线。当然，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争议和冲突。但是，苏联解体后，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均成为独立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确立了自己的主权，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苏联时代国家间边界的性质。随着边界功能的提升和强化，一些问题——民族宗教方面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方面的——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愈发尖锐。这些问题凸显于当代，却根植于没有清理的历史旧账。

中亚各国独立以来，边界问题普遍存在。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有250多公里未勘定边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间有六十60多处争议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近四分之一的边境地区未明确划分；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存在着南哈萨克斯坦州萨拉哈什的归属之争；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存在着阿拉木图、塔尔迪库州和伊塞克湖州之间的边界纠纷，而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就紧贴纠纷地区……

不仅如此，各国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飞地，集中体现于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三国边境线犬牙交错，形成多块飞地：乌兹别克斯坦有四块在吉尔吉斯坦的飞地、塔吉克斯坦有两块在吉尔吉斯坦的飞地、塔吉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块飞地、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一块飞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是苏联1924年在中亚划界“斗折蛇行”的创造物。

苏联时期，中央政府是上述问题的裁决者，掩盖了所有矛盾。但苏联解体后，各国之间的边界争端缺乏权威的对话平台。各国围绕边界问题的对话收效甚微，于是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便随之爆发，给对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还是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领土争端常常引发边民对抗。乌吉两国边界多处地区存争议，边界擦枪走火高频发生。2010年，吉南部爆发吉乌两族民众大规模冲突，大批吉国的乌兹别克族民众越过边界逃至乌兹别克斯坦，一度造成两国关系紧张。2013年和2014年，两国边界冲突事件分别是15起和5起。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地区的矛盾也呈也矛盾激化状态，。边界冲突事件屡见不鲜。2014年，两国边界地区多次发生边防军交火，塔吉克斯坦一度动用重武器，造成双方数十人受伤，边境关闭数月，贸易完全中断。

中亚各国的边境冲突，不但恶化了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也影响了中亚整体局势的稳定。各国边界冲突不断，管理混乱松散，极易给恐怖组织、毒品犯罪、枪支药走私和恐怖活动提供便利。中亚地区的安全隐患，不但会影响到本地区国家的治安与管理，也给与中亚联系紧密的周边地区甚至中国新疆地区带来困扰。

四、结语

中亚地区的边界问题，与20世纪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苏联的建立与苏联的解体。但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欲求解决这个问题，就迫切需要一个外在的平台，以帮助域内国家协调对话。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伙组织等都是解决中亚边界问题的重要平台，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毕竟，对于中亚来说，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俄罗斯的影响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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