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委员长的想法完全不同。美国介入之后，日本必败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委员长认为对日作战不需要付出全力，真正的挑战在于日本战败之后，委员长必须用武力完成对全国的真正统一，消灭他日记中所谓的各种封建残余，也就是地方军阀和共军。所以，委员长希望把美国帮助训练和装备的国军尽可能保留起来，以备将来在内战中使用，而美国则认为，我们给你钱给你枪给你武器，是要你打日本人的。这也是委员长和史迪威最后闹翻的根本性原因。

也是在抗战期间的耳闻目睹和经常性的打交道，让美国政府、外交和军事系统中对委员长和国民政府的看法越来越分裂，渐渐形成了所谓的“亲华派”和“反蒋派”两个阵营。亲华派认为，要支持中国，就必须支持蒋委员长，只有他才能控制得住中国局势，所以，不管他个人如何独裁，国民政府如何腐败，美国都必须坚决支持他。反蒋派则认为，委员长个人独裁，国民政府腐败透顶，已经成了扶不起来的阿斗，所以，美国必须把援助中国与援助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区分开，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要启动换掉委员长的方案。

二战结束之后，欧洲哀鸿一片，传统的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忽喇喇大厦将倾，美国原意也好，不愿意也罢，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警察重任都历史地落在了美国身上。但美国的国际战略还在起步阶段，重心仍然是保持欧洲和平，防止德国纳粹死灰复燃，后面又加上了围堵苏联的冷战，亚洲仍然不是美国需要优先考虑的问题，同样希望能够以军事占领来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来维持亚洲各国之间的均衡态势。也就是说，美国的亚洲政策重心放在日本身上，但对华政策基本框架并未得到深入反思，还是按照既定方针办。

在此基础上，美国在中国一开始是努力调解国共矛盾，希望中国能迅速恢复和平，并且成为协助美国围堵苏联、压制日本的重要盟友。但该来的还是来了，委员长坚持要消灭共军，武力统一全国，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在继续吵架，前后矛盾，各部门之间意见分歧，前后摇摆，犹豫不决。既不坚决支持委员长武力统一全国，也不支持换掉委员长。

所以，美国这时候公开的对华政策仍然是不干涉中国内政，反正看上去委员长兵强马壮，美国还用海军帮委员长抢运军队去东北抢占地盘，算是也帮了忙了，接下来就让委员长自己搞定吧。

美国国内忙着吵架，委员长在中国的内战中则从一开始的全面进攻逐步转入重点进攻，到1948年下半年，形势急转直下，委员长和国军败象已现，有大势已去之势，美国国内对中国政策仍然没有形成统一意见。所以，宋美龄跑去美国求援，看上去美国各方面都很客气，但实际上却是无功而返，美国并没有给委员长更多实质性的支持。这一拖，实际上就已经是对中国局势表了态，委员长支持不下去，只好同意下野。这才有了1949年元旦，委员长通电不能视事，由李宗仁出任代总统，代行总统职责。

宋美龄在美国

但李宗仁上台后，国军的问题更加明显，各部队都不听李代总统招呼，有事都是直接向委员长请示汇报，李代总统的和平路线也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委员长则忙着经营台湾，为撤离大陆做准备。这时候，美国国内对中国局势还是未能取得统一意见，还在继续吵架。等到共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钟山风雨起苍黄，苏联大使都跟着国民政府迁往广州了，美国大使司徒雷登还留在南京，究竟对共军采取何种政策，美国也没有形成统一意见。

眼看着共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长江以南，席卷全国，建政立国在即，全面倒向苏联已经在所难免，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还是争吵不休，好在共军毕竟是土共，没有海空军，解放台湾的第一次进攻被委员长击退，美国才开始有点回过神来，意识到中国局势的发展正在离美国原来的外交政策确立的目标越来越远。

美国真正意识到自己的对华政策已经不得不调整，与共军不得不彻底翻脸，则是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之后。这时候，美国终于见到了一个自信、独立的中国，一支中国军队，但却已经是美国的敌人。也是在这时候，美国终于不得不亲自出马，封锁台湾海峡，掩护已经败退台湾的国民党政权。这标志着，美国实际上已经军事介入了中国内政，突破了此前的政策框架。

总结起来就是，美国的亚洲政策和对华政策没有与时俱进，用崛起之前的政策框架指导崛起之后的政策，刻舟求剑，终于导致了美国在中国的全面失败。20世纪上半期，是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发生深刻而全面的变革的时期，美国自身的实力和国际地位也在不断发展变化，但美国却希望能够沿用在这个深刻变化发生之前确立下来的政策框架，就在这个框架里打转转，直到在朝鲜战场上撞上了志愿军的南墙，才终于意识到不回头不行了，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国风观察”，观察者网已获作者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