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文扬】

两周前的《从中国看伊朗：历史从未远去》一文，引起读者热议，不少的质疑集中在中华历史与伊朗历史的比较对照这方面，批评者认为两者完全没关系，再者就是质疑早期文明与现代国家的关联、千年历史与当下政治的瓜葛。

质疑得有道理，因为这种从中华视角出发、从历史维度切入的观察方式，不在现实主义理论分析框架之内，看起来颇有些奇怪。

但中国毕竟是一个历史型国家，对于自身乃至世界，都会历史地看问题，不轻易满足于欧美学院派那些非历史的、平面化的纯理论框架。这一点带有必然性，可以算是国际问题领域里的“中国特色”。

“中华中心论”的必然性和局限性

首先要承认，“中华中心论”不是无中生有，也不是大中华主义，而是基本事实。因为在历史上大部分时间里，亚洲大陆的很多地区，其王朝兴衰、社会演变都是以中华为中心的，其历史描述也都以中华为中心，并没有其他。

按梁启超的划分，中华历史从秦统一到乾隆末年是“亚洲之中国”阶段，在此期间中华与亚洲各文明之间都有融合交流，但是中心地位从未改变；而从乾隆末年到当下则是“世界之中国”阶段，中华成为了世界民族之林的一部分，失去了中心地位。

但在时间上，前者是两千多年，后者是两百多年，十比一。而中华和亚洲的历史被整体转换到以西方为中心的立场上、被理解成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之一部分，则只有一百年不到的时间，二十比一。

这就带来了问题：当现实问题的根源埋伏在历史深处，必须通过梳理历史才能厘清脉络时，“西方中心论”的理论框架能适用多少？一两百年以上更长的东亚历史，如果不用“中国中心论”的理论框架用什么？众所周知，涉及到南海、东海问题、中缅、中印、中蒙关系问题，无一例外都要从“自古以来”说起。尤其是半岛核问题，无论世界上有多少研究，也只有中国才会从数千年中原王朝与边疆地区之间的关系上深刻理解该问题的本质，而外人则很难完全明白。

半岛的现代国家脱胎于最后一个朝鲜王朝——李氏朝鲜，这是一个历经27代君王绵延500余年的长命王朝，而它的建立和早期历史，则与中原大明王朝之间密不可分。由太祖高皇帝钦定国号，接受大明朝的册封，自称“皇明朝鲜”，靠儒教治国。这样的历史关系，当然与任何基于欧洲自身小历史的“西方中心论”国际关系理论都风马牛不相及。

实际上，自秦朝统一至清朝晚期越两千年，中原王朝周边先后出现过的各个大小王朝，绝大多数都是在以中华为中心的时空中获得定位的。其基本形势是：小的王国甘心接受依附的地位，或是羁縻，或是册封，或是朝贡；而大的王国则觊觎皇位，逐鹿中原，时刻以大中华霸业为梦想。如历史上的鲜卑、契丹、蒙古、女真、满族等都是如此。而近代以来的日本，不过就是大中华霸业追梦者的最后一个，其兴衰过程也未脱离中华中心大历史的千年轨道。

如此视角中的半岛核问题又是什么？离开了历史维度的研究是不是走入了误区？这很需要中国人深思。

当然，历史不是问题的全部，“中华中心论”毕竟不再是现实。重视历史的同时也要承认，曾经的中华中心无论持续了多长的历史时间，覆盖了多大的地理范围，终归还是有极大的局限。

在时间上，至迟到了十九世纪后期，全世界都转入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历史”进程当中，包括中华中心在内的各个非西方的中心先后土崩瓦解，进了历史博物馆。最终的结果，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都将自身纳入了西方中心的国际体系并成为其中的一个成员，也都将自身的社会发展纳入了西方中心的单线历史观并进入了其中的一个阶段。

而在地理范围上，从全球的视野来看，中华中心所辐射的疆域，在最广阔的时期也只局限在亚洲东部的一部分，而且离中原越远，中心的影响越弱，历史记载也越模糊。古代的中华秩序内含了一个以中原九州为中心向四周延展的环形范围，范围的边缘在华夏人眼中属于“四极八荒”、“化外之地”，既无动力去占领，也无兴趣去了解。

没能认识到“天下”之外还有“天下”，正是中华中心最大的局限性所在。东亚的朝鲜和日本，由于浩瀚太平洋的隔阻在地理上被固定在了“四海之内”的边缘位置上，只能朝向中华中心，未能构成独立的“天下”；但是西亚、南亚和内亚诸国则不同，很多文明不仅不是中华中心的边缘，反而是其他“天下”的中心。对于这一点，中国人直到近代以前始终未能充分认识到。

汉朝张骞西行，《史记·大宛列传》记：“骞身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大与大夏同”；《汉书·西域传》记：“自玉门、阳关出西域有两道。从鄯善傍南山北，波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月氏、安息。自车师前王廷随北山，波河西行至疏勒，为北道；北道西逾葱岭则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耆。”虽然也有关于疆域、民俗、军事和经济等方面的考察，但均未超出对于北胡匈奴的了解和描述，并等同视之。

张骞通西域复原图

到了唐代，玄奘历时19年遍游西域天竺百余国，抵达了今天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在印度居留五年，了解到了“五印度之境，周九万余里。三垂大海，北背雪山。北广南狭，形如半月。画野区分，七十余国”，却也未能建立起新的天下观。《大唐西域记》开篇即说：“是知方志所未传、声教所不暨者，岂可胜道哉！”这分明已经感觉到了世界之大、天外有天，但是对于中土和大唐的信仰仍坚定不移：“庖羲出震之初，轩辕垂衣之始，所以司牧黎元，所以疆画分野。暨乎唐尧之受天运，光格四表，虞舜之纳地图，德流九土。…我大唐御极则天，乘时握纪，一六合而光宅，四三皇而照临。”

玄奘西行路线复原图

今天回顾地看，这也许是一个巨大的遗憾。玄奘西行如果早一百年，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萨珊波斯了解到地中海世界；如果晚一百年，就有可能通过统一的阿拉伯帝国知道更远的西方。玄奘返回长安是在公元645年，阿拉伯帝国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遣使来大唐朝贡是在公元651年，而100年后的751年，高仙芝统率的唐军在天山北麓的怛罗斯河畔与黑衣大食伊斯兰军进行了第一次大决战。按说双方都已经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了对方，距离第一次的全球化也只有一步之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