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反观1946年之后三年半的“解放战争”和“蒋家王朝”的覆灭，恰恰就是天下皆反，民间起兵，是最新一次以下层社会为主体的历史运动。左翼知识分子发动舆论声讨，青年学生成群结队奔赴延安，城市居民举行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国民党军队成批地投诚起义，解放区的百姓踊跃参军、踊跃支前，这些都不能简单用“农民革命”概而论之。

那种认为儒家传统只有统治术、没有革命思想的观点，那种认为毛泽东思想只有马列主义这一个脉络、没有儒家传统源泉的观点，都是犯了“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儒家传统和毛泽东思想，各自都有千百棵形态各异的“树木”可以各取所需，但这并不是全部，只有将它们放在世界不同文明的横向比较中，放在历史长河的纵深视野里，才可以看清它们作为“森林”整体的独特风貌和特殊价值。

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典籍无数，大师云集，早已是一片独一无二的森林，外来的树木自由地生长在其中，但不会改变森林全貌。在今天这个“文明冲突”或“文明竞争”的世界，森林整体的意义更加突出。这个意义，从文明的角度看，就是古老的中华文明变身成为了一个现代化文明，在世界的眼里，也就是儒家文明的现代化。

儒家文明之所以能够实现现代化，甚至有可能实现一种超越西方文明和其他各大文明的本土化现代化，必定有其内在的原因。而如前所述，作为儒家文明重要组成部分的“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不仅在两千年时间里伴随现代化国家的周期性重建而“其命维新”，近百年来又与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结合，生成为新型的“中国思想”，仅从这一点上来看，就完全有理由将其作为重要的内在原因之一。

虽然思想界关于中华儒家传统在现代化中的价值和作用问题还远远没有形成共识，但近年来，由于向西方学习的潮流出现了退潮，在政治实践中回归传统的趋向已经愈加明显。

这也可以理解为是中国的现代化之路走到今天必然会出现的现象。因为作为后发的、非西方的国家，中国的现代化也遵从着塞缪尔·亨廷顿的“两阶段论”规律，而今天的中国，正处在第一阶段即将结束、第二阶段即将开始的那个关口上。

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与现代化“两阶段”的关系

本系列文章推出之前，曾向曹锦清教授征求意见，曹教授写了一段回复，其中包括如下一段话：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提出，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都要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把西方化当作现代化，用西方化引领现代化。随着发展后自信提高，非西方国家就开始第二步现代化，进入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现代化阶段。中国当下正走上第二步。

这两个阶段不仅是认识的发展，也是实践的发展。在中共革命阶段，毛泽东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马克思主义中的西方因素抛开，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结合起来，学习其中现代化的内容。

中共领导的改革开放，第一步是从80年代开始的，以西方化引领现代化。当下正走到第二步，开始去西方化，回归本土的现代化。

去西方化不是去现代化，而是现代化的继续发展。只有现代化的不断深入，才能真正区分哪些因素是西方内在的，哪些因素是现代化的，是普适的。

现代化的核心是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中国现在在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上在接近西方，但还没有完全赶超。由于已经出现中国赶超西方的趋势，所以到了需要提出区分西方化和现代化这个问题的时代；同时，由于中国还没有赶超西方，所以不可能完全回答这个问题。十年二十年之后，中国处于工业化的前沿，和西方并驾齐驱，甚至超过西方，就不会仰视西方了，就能把西方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中国就能重新提出现代化的叙事。”

“和谐”与“复兴”

曹教授为本文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清晰的理论框架，在此深表感谢！下面继续讨论其余部分。

根据这个“两阶段论”理论，今天的中国，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已经有条件、有能力迈出“第二步”了。

这是中国的光荣，因为在所有主要的非西方文明中，中国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关口的。

与俄国近现代历史进行对照，看得更为清楚。俄国自彼得大帝统治时期（1689-1725），启动了“以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的第一步。但是这个进程导致了水土不服，引起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并最终引发了布尔什维克革命。

革命后的俄国接受了源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并将其变成一种共产主义意识形态，重新发起了向西方的挑战。然而，从俄国本土的斯拉夫主义立场上看，自由民主意识形态与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尽管表面上形成对立，但实际上双方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它们都是现代的、世俗的，都以实现自由、平等和物质富裕为最终目标。这也就意味着，在长达三个世纪的西方化进程中，1917年之后的红色俄国实际上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西方，并更加密切地与西方缠绕在一起。这一进程，直到苏联解体、共产主义退潮才彻底宣告结束。

今天的俄国，没有完全接受自由主义，但也放弃了共产主义，其结果是它与西方之间的隔阂反而更加扩大了，再次回到了西方文明与东正教文明那个鸿沟的两边。正如亨廷顿所说：“一个西方的民主主义者可以与一个苏联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行思想上的争论，但他不可能与一个俄罗斯的东正教民族主义者这么做。”（《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

但问题在于，这次向本土化的回归，却不是现代化的“第二步”，因为它的“第一步”并未完成，前苏联在高新技术和制造业上没有赶超西方，因此这次回归更像是返回到三百年前被彼得大帝所创造出的那种“无所适从”状态。

从中可以对比出中国的不同之处和优势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