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从“修齐治平”上看，修身和齐家的教诲对于所有人都是一样的，无论贫富贵贱，都讲仁义孝悌、中庸之道，这是个人的方面。但是到了治国和平天下的层次，上层阶级从儒家传统中解读出纲常礼教等统治术，而下层阶级却从中解读出关于“天命”和“道统”的思想，一旦认定“天下无道”，就会受到“匹夫有责”的鞭策，投身于匡扶社稷、重建天下的大事业当中。

毛泽东的青年时代，正处在亡国和亡天下的危机同时爆发的一个历史时期。从他的人生道路上看，这段时期他开始寻求救国之道，积极投身革命运动；而从他的思想形成上看，这段时期在他的头脑中，首先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复活，接下来是大量“西方思想”的进入，两者共同为马列主义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对马列主义的吸收，是为第三阶段。1920年，毛泽东同何叔衡等人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在写给蔡和森的一封长信中他表明自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为中国应该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同意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新民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信中写道：“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三个阶段过后，中西思想的结合，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大体完成。若没有第一阶段厚实的国学基础，或没有第二阶段对西学的广泛涉猎，这个结合都不会完成得很好。这一点，对于今天那些食古不化的国粹派或食洋不化的自由派，仍有教育意义。可以说，在毛泽东的头脑中，“中国思想”与“西方思想”的结合从初始时期就大体上是平衡的。1917年时值二十四岁的毛泽东在给友人的信中写道：东方思想虽然有许多不切于实际生活，但“西方思想亦未必尽是，几多之部分，亦应与东方思想同时改造”。

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持久生命力

毛泽东早年极为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据斯诺笔录《毛泽东自传》，十七岁那年他从表兄文运昌处得到两本书刊，一本是介绍康有为与维新运动的，另一本则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毛日后回忆说：“（这两本书）我读而又读，一直到我能够背诵出来。我很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并十分感激我的表兄。”

1911年，毛泽东写了一篇政论文章贴在学校的墙壁上，“主张将孙中山由日本召回，就任新政府的总统，并以康有为任副总理，梁启超任外交部长”。

就连治学方法，毛泽东也效仿康梁。在1915年写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自修问题时写道：康有为“四十岁以前，学遍中国学问；四十年以后，又吸收西国学问之精华”；梁启超“先业词章，后治各科”。

康梁二人的思想，在当时就是主流。虽然二人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海外，但他们所代表的“公羊春秋”思想贯穿于清末变法维新运动的始终，曾有过“满朝满野讲《公羊》”（吴承仕语）的盛况。

然而，同样都是继承儒家传统，都是结合中西学问，而且康梁二人还堪称是毛的启蒙老师，为什么反倒是后者异军突起，不仅建构出一套完整思想体系，而且切实应用到了中国革命实践中并取得了成功？

答案恐怕就在“上层社会儒家传统”和“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的差别之中。

追根溯源，中华儒家传统的原典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这一套经典文本，经过孔子的编纂注释，加上“记”和“传”等，生成为儒家传统思想的核心。

孔子、孟子晚于周公，但先于秦始皇、汉武帝。这就是说，若将秦汉大一统国家视为两千多年中华政治制度的基础，那么实际上是中华政治文化先于中华政治制度。这一点很重要。因为这也就意味着，先有了关于大一统政治的一套思想理念，一个理想标准，也就是所谓“道统”，而后才有历代帝王各自独立的大一统政治实践。由于所有儒生都是“道统”的阐释者和守护者，这就给了他们一个超越性的地位，不仅可以为王者师，而且可以名正言顺地“替天行道”，以“天命”的名义发动革命，推翻当前王朝。

中国人关于革命的观念，源于商汤王暴力推翻夏桀王、周武王暴力推翻商纣王这两场政权更迭的历史故事。由于在儒家经典中桀、纣被定为暴君，汤、武被视为圣贤，武力灭夏和伐纣成功被看作正义事业，《易经》中有“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之语，于是衍生出一系列非常经典的儒家思想观念：一是只要“顺乎天而应乎人”，谁都可以闹革命；二是只要发动革命，就一定要改朝换代；三是只要改朝换代成功，谁都可以做国王；四是只要当上国王，就一定要恢复“道统”。

中华儒家关于“道统”和“革命”的这些观念，与犹太-基督教中的圣经信仰有一定的共同之处：就是在古代国王“朕即法律”这一原始公义之上，加上了一个以全天下人共同的理想社会为标准、为追求的高级司法。而这一高级司法的解释权不在朝廷官宦，而在民间精英。在中华社会，就是儒家士大夫，在基督教社会，就是先知。

基督徒对于到达天国的追求是无限的，儒家士大夫对于“大道之行”的追求也是无限的。在基督教社会，清除世间的邪恶、迎接末日的到来是每个信徒的责任；在中华社会，改变“大道既隐”的“据乱世”现状、恢复“道统”秩序并回归“太平世”也是每个读书人的责任。

这就是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持久不断的生命力之来源。每当王朝衰落、天下大乱、大一统局面丧失，上层社会中人一定采取保守主义态度，致力于重新恢复秩序，而下层社会中人一定选择激进主义态度，致力于通过革命改朝换代，重建“道统”。这也是中华儒家传统的伟大之处，治国是统治者的义务，但平天下是所有人的义务，亡国的责任归咎于统治者，但亡天下的责任归咎于所有人。

在自秦朝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上，由下层社会人士发动革命完成改朝换代并重建大一统的情况很多。汉高祖刘邦是县城小官吏，隋高祖文皇帝杨坚出身山东寒族，宋太祖赵匡胤出身下级军官，明太祖朱元璋出身破落农户，而北魏拓跋氏是鲜卑族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是契丹族人，金太祖完颜旻是女真族人，大清王朝十帝是满族人。

由于政治文化先于政治制度，“道统”高于王朝，所以儒家士大夫不仅承认下层社会发动革命的合法性，甚至也承认蛮夷戎狄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孔子就曾说过：“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也。”此话是说，春秋各国时有僭乱，君不君，臣不臣，而夷狄且有君。又《论语·子罕》：“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夷狄可以被君子所居而教化，从而进为华夏；相反，华夏僭乱，亦可以退为夷狄。

综合上述，“下层社会儒家传统”甚至“夷狄社会儒家传统”，都可以成为孕育革命的母体。以毛泽东思想为代表的新型“中国思想”，正是从这种母体中孕育出来的。

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儒家传统的革命观念，主要是指改朝换代和重建“道统”。这种革命与马列主义中的革命——推翻剥削阶级、解放生产力、实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回事。所以，毛泽东思想虽然被中国“下层社会儒家传统”这个母体所孕育，却并不完全是这个母体的子体。这套思想中关于建设新社会、发展生产力、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内容，则完全来自于马列主义这个父体。

所以说，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与“下层社会儒家传统”两者的结合，这个结合即是成功的中西结合，也是成功的古今结合、传统与现代的结合。

关于新型“中国思想”中的现代化内容和未来走向，留到下篇再谈。敬请关注，并欢迎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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