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清末士大夫围绕“中学”如何应对“西学”、两者如何结合的种种争吵和讨论，到了“五四运动”前后就结束了。半个世纪里先后设计的“中学为政西学为艺”、“中学为本西学为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等试图守住“中国思想”主体地位的应对方略，最后统统失败了。“新文化运动”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极端口号，也就等于宣布了自鸦片战争以来这一段自上而下寻求解决方案的历史阶段彻底终结，“中国思想”的大裂变也自此开始。

清末民初最后两个“中国思想”大师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康有为那里，大清国危在旦夕，不仅因为它在“智学”上远远不如西方列强，甚至在“圣学”上也失败了！“若夫泰西立国之有本末，重学校，讲保民、养民、教民之道，议院以通下情，君不甚贵，民不甚贱，制器利用以前民，皆与吾经义相合，故其制强也有由。吾兵农学校皆不修，民生无保养教之道，上下不通，贵贱隔绝者，皆与吾经义相反，故宜其弱也”（《京师保国会第一集演说》1898年）。

到了这个时候，就只有大革命这一条道可以走了。

1902年梁启超发表《释革》一文，区分改革与变革之不同：“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曰改革而已。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民智程度亦渐增进，浸润于达哲之理想，逼迫于世界之大势，于是咸知非变革不足以救中国。其所谓变革云者，即英语Revolution之义也。”

改革是主体不变，革命则是更换主体。其时的中国，革命者矛头所向的那个主体，并不是一个政权，而是一个被称为“两千年封建帝制”的东西，而“中国思想”也被视为是这个东西的主要组成部分，必欲一起打倒之、粉碎之。

二、大革命成为新型“中国思想”的助产士

最初的革命思想，是一种通过破坏而实现进步的新思想，是西方进化论思想的一部分。

梁启超自1902年开始大谈“破坏有理”论：“然则救危亡求进步之道将奈何？曰：必取数千年横暴混浊之政体，破碎而齑粉之…；必取数千年腐败柔媚之学说，廓清而辞辟之…，然后能一新耳目以行进步之实也。而其所以达此目的之方法有二：一曰无血之破坏，二曰有血之破坏。无血之破坏者，如日本之类是也；有血之破坏者，如法国之类是也。”（《论中国群治不进之原因》）

这可以说是“达尔文主义理论与中国变法实践相结合”，但是他在这种结合中看不到出路，“中国如能为无血之破坏乎？吾馨香而祝之。中国如不得不为有血之破坏乎？吾衰绖而哀之。虽然，哀则哀矣，然欲使吾于此二者之外，而别求一可以救国之途，吾苦无以为对也。”（同上）

针对传统的“中国思想”，他陷入了同样的左右矛盾。首先他秉持进化论观点对其进行批判：“凡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皆其子孙也。…秦、汉而还，孔教统一。夫孔教之良，固也。虽然，必强一国人之思想使出于一途，其害于进化也莫大。”（同上）

但是在他心目中，孔教却绝对不能倒，而且还要保，因为这是中国之所以成为中国的那个根本。所以他只能说：“吾不敢怨孔教，而不得不深恶痛绝夫缘饰孔教、利用孔教、诬罔孔教者之自贼而贼国民也。”（同上）

就是说，梁启超看到了革命的必然（进化），也看到了革命的对象（国贼），但是他却看不到革命的主体。在他看来，这个主体必须是进化论的接受者，但又不能沦为西方的附庸；必须是中华传统的捍卫者，但又不能继续被孔教所困。

打个比方，当时的中国，就像是一个从来没有游过泳的人突然来到了一个水塘旁边。如果开始游泳，面临四大难题：一是不知道能不能学会游泳，二是即使学会也难免成为落后者，三是一旦开始游就说明他以前只走路不游泳是错的，四是不知道今后只游泳不走路会发生什么。

但如果拒绝游泳，非要保住他曾经健步如飞的本事和荣耀，那当然只会面临一个难题：他很可能溺水而亡，因为大水已经淹没了前方所有道路。

对于当时的志士仁人来说，那个最大的白日梦就是：中国一举放下所有包袱，摆脱所有束缚，纵身跃入水中并迅速成为游泳能手！

可当时那个内外交困、积贫积弱的中国，却是黑夜沉沉一眼望不到头，连一点曙光都看不到。

然而，如果从今天的中国回顾地看这一百多年，竟然是这样一个美梦成真的光辉故事：当初的中国肯定是勇敢地跳入水中了，虽然狠狠呛了几口水，但后来还是学会了游泳，而且逐渐成了一名游泳健将，现在的它越游越快，几乎就要在世界游泳竞赛中成为第一名了！

这被公认是个奇迹，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事。而一旦中国最终真的成了游泳冠军，那么它将是世界各民族中唯一的双料冠军——既是竞走比赛的优胜者，又是游泳比赛的优胜者。

所谓竞走，比喻前现代历史中的发展模式，所谓游泳，比喻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模式。放在全部人类文明史中看，如果一个国家在两个历史阶段中的两种模式都成功了，这还得了吗？

荣耀当然属于整体。放在文明的比较上，这就是中华文明的胜利；放在民族的比较上，这就是中华民族的胜利；放在思想的比较上，这一定就是“中国思想”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