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因之一，“专制”作为政体分类中的一种，在西方学术传统中有亚里士多德和孟德斯鸠这两个源头，其含义并不一样。但在西学大潮涌入中国时，晚清学人一时间未能区分两者，囫囵吞枣般接受了下来，混乱难以避免。

原因之二，孟德斯鸠的政体学说，主要是经过日本福泽谕吉等人的译介，添油加醋之后再通过二次译介传入中国，又增添了一层混乱。

原因之三，中国学人接受这套观念之时，正逢晚清政治斗争风高浪急时期，未等认真理清来龙去脉，就已被各派拿来各取所需做了思想武器，想不混乱也难。

遗憾的是，这种混乱局面直到今天仍在持续，批秦的人士众口一词地言必称“专制”，其实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在亚里士多德这个源头中，城邦国家中的统治方式，分为一人统治的君主政体，少数人统治的贵族政体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体。1875年日本福泽谕吉撰写《文明论之概略》，将这套思想照搬过来，将一人统治这种政体称之为“专制”、“立君专制”“专制独裁”、“专制政治”。1877年清代学者黄遵宪撰写《日本国志》，又将福泽谕吉等人的思想照搬过来，得出结论说：“环地球而居者，国以百数十计，有国即有民，有民即有君，而此百数十国，有一人专制称为君主者，有庶人议政称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权称为君民共主者。”1904年严复在介绍E. Jenks《社会通诠》一书中写道：“吾言欧治术者，以希腊诸哲为最先。而希腊鸿哲言治术之书，其最为后人所崇拜者，又莫若亚里斯多德之《治术论》。其论分世界国制，统为三科。曰专制，蒙讷阿基；曰贤政，亚里斯托括拉寺；曰民主，德谟括拉寺。民主又曰波里狄思。此其大经也。”回顾地看，这是“专制”一词现代用法在中国的滥觞。

可以说，从这里开始，就出现了根本性的混乱。因为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只适用于他那个时代的希腊城邦国家。这些城邦国家最大不过几万人，小的只有几千人，都是极小的自主政体，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就连同时代的波斯、腓尼基、埃及等大型国家都不适用，遑论早已开始建设“天下国家”的泱泱中华！一个小小的半岛，林立着成百个大小城邦，长年混战，杀伐不休，古希腊这样一个政治局面，在中华诸子的眼里，恰恰就是理想国家的对立面，用《礼记》中的话说，就是“城郭沟池以为固，大人世及以为礼”的“大道既隐”黑暗时期！当成反面案例刚刚好，奉为先进楷模是哪里来的道理？

所以，如今回头来看，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体理论，其实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毫无借鉴意义。即使是大一统之前的列国时期，每一个国家也都比希腊半岛大出多少倍，政治家们谁也不会去关心几个小城池里面各自的统治方式如何，有什么普遍的适应性。天下就是天下，城邦就是城邦。用治理天下的经验治理城邦还勉强说得过去，反过来用治理城邦的经验治理天下，就是荒诞！

且不论希腊历史的真假，亚里士多德的有无，就算一切皆对，照搬到东方国家也是全错！

孟德斯鸠

再说孟德斯鸠。

20世纪东方学者没做的事情，18世纪的法国学者孟德斯鸠已经先做了。在孟德斯鸠的时代，西方人的眼界已逐渐开阔，对于他来说，把欧洲历史上城邦国家的政体与世界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相提并论，是非常“不科学”的。他怀抱着将科学方法引入社会问题研究、开创出“社会科学”的宏大企图，开始依据体积、质量、性质等源自于物理学的概念来重新建立社会问题研究框架。这就是1748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一书的起源。

首先，他摒弃了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关于政体分类的传统方式，不再按统治人数的多寡进行形而上学的划分，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对完全不同社会类型的统治方式做出区分。他首先分辨出了意大利城邦国家、17-18世纪欧洲出现的民族国家、以及波斯、土耳其、印度和其他东方国家这三种完全不同的社会类型。出于他的物理学理想，他首先确认了这三种社会类型从小到大的三种“体积”，城邦国家最小，欧洲君主国居中，东方国家最大。然后，他再将“质量”概念引进来，于是就为这三种社会类型分别加上了共和制、君主制和专制这三种政体类型。最后又套用物理学的“特性”概念分别给出了各自的“政体原则”——“民主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贵族政体的原则是节制，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见《论法的精神》）。这就是孟德斯鸠版“专制”概念的来源。

怎么说呢？用今天的观点看，这无非是从一种形而上学落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也等于是从一种荒谬陷进了另一种荒谬。

物理学是科学，科学要求基本概念个数最少，概念之间关系可描述，并符合宇称定律。孟德斯鸠的确可以称为“社会科学的开创者”，发明了一套非常符合科学原则的“社会科学”概念框架，并企图直接应用到千变万化、繁复深奥的人类社会中指导实践。这个做法，大概可以比喻为：一个刚刚学会了搭积木的小孩子，试图用他的积木人体模型来给大活人看病。

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支持“专制”理论的现实实例，主要是波斯。孟德斯鸠在书中写道：“在波斯，如果国王判某人有罪，人们便不能为他求情，否则不但救不了这个人，还会把自己搭进去。即使这个决定是国王在酩酊大醉或精神失常状态时做出的，它仍然要被执行，否则，国王的威严就不存在了。君无戏言，君主说过的话就像泼出去的水，是不能收回的。”

众所周知，妖魔化波斯是西方近现代意识形态大战略的一部分，因为不把波斯说成邪恶和黑暗的象征，就无法把波斯的千年宿敌希腊和罗马树为正义和光明的样板。所以，即使是专门为了妖魔化波斯，也定要发明出“专制”这个坏词，安在波斯头上。

书中提到中国的地方也有不少，但无论从占有的史料上看，还是从理论应用上看，都没有超出儿童搭积木的水平，基本上不值一驳。“在专制政体下，人们不得将悲惨的境遇归咎于变幻不定的命运，亦不敢对未来的厄运显露出更多的恐惧。在这种政体下，人和动物又有什么区别？人们不能表达自己的自然情感。比如，对父母的尊敬，对爱人和儿女的爱怜以及朋友之间的感情。这一切都毫无意义，人只能机械地服从命令。”只要看看这些论断，就知道他关于“专制”的论述与中华社会的政治现实差出多远。

平心而论，孟德斯鸠的努力是伟大的，因为他勇敢地开创了“社会科学”这一道路。但同时，孟德斯鸠的理论也是荒谬的，因为它和任何真实的政治社会都没关系。借用涂尔干对他的一句评价：“我们很容易证明他是错的。但是，在引导后人通向真正的社会科学的道路上，此前还没有人像他那样走得如此之远……”。是的，孟德斯鸠的价值仅此而已，一个积木竞赛冠军，至于他的学说在中国产生的影响，则完全是中国学人自己误用、滥用、错用的结果。

类似的情况还有。黑格尔论中国，所犯的错误也至少与孟德斯鸠一样多，为了搭建他的那个“线性世界历史”积木模型，随意地给中国和印度下了一些莫名其妙的定论，如“本质上是没有历史的”、“还处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还在“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之类。而中国人不假思索地将这些论述拿来当作教条，也是同样的误用、滥用和错用。

总之，源自于西方政治学传统的“专制”概念和“历史”概念，无论是亚里士多德源头的，还是孟德斯鸠源头的，还是黑格尔源头的，确切说，都与伟大的中华政治传统毫无关系，风马牛不相及。

而这几个似是而非的西方政治概念被抽掉之后，继续批秦的“政治正确”还能站得住吗？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