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如现今在香港颇受争议的丁权和丁屋，其权利就清晰明确的载于基本法第40条和122条，更是数十万有丁权的新界居民决不可能退让的核心利益。

又如棕地，很多香港的反对派人士在抵制特区政府的用地规划时，往往喜欢泛泛的大谈香港有多达42平方公里即4200公顷左右的闲置农地或废弃工业用地，即所谓棕地。只要善加利用足以满足用地需求。然而具体到棕地个案检讨修改规划——转为商用地或居住用地的必需程序——之时，则又必定高举反官商勾结的旗帜，坚决要求按高价补地价，反对公私合营，甚至找人发起诉讼拖延进程。造成现下香港多数居民希望开发棕地，特区政府和地产持有者也希望土地转换用途，然而全港数百幅有意见调整规划的棕地，却都泡在城规会和法院里无休无止的争议。

而且很大一部分棕地实际也并未被真正废弃，而是做为货柜堆场、停车场、汽修场等，对香港关键性的港口服务贸易具有相当意义，并不好随便削减。

至于占了全港面积近一半的郊野公园，这不仅是环保团体不容触碰的逆鳞，也是多数香港居民心中的骄傲，在可预见的将来，如想将部分郊野公园转为开发用地，需要消耗的政治和社会资源都是特区政府很难负担得起的，属于典型好看但不能摘的蔷薇。

相比之下，填海造地不仅不存在产权纠缠问题，除了环保因素外，反对派很难找到寻求司法诉讼，拖延项目的介入点。而且更重要的是，可以一次性获得面积广大的整片土地，这对于储备用地极其紧缺的特区来说，目前几乎是找不到其它替代方案的。

填海本是香港所长，重为冯妇何乐不为

其实香港在历史上也曾是填海造地的大户。现在香港约6%的土地就是由人工填海而来的，总面积有约7000公顷，占了香港已开发土地的四分之一。在这些土地上容纳了27%的香港居民，以及多达70%的香港商业活动。旺角、油麻地等商业闹市，先后两个主要机场启德机场和赤腊角机场，曾名列世界第一的葵青码头区，以及荃湾、沙田、屯门、大埔、将军澳和东涌六个新市镇（香港战后一共发展了9个新市镇），都全部或部分依赖于填海取得发展土地。

但从1990年代中期，香港的环保运动兴起，开始出现强大的反对填海力量。1995年香港“保护海港协会”成立，1996年该协会征得17万个公众签名，压力政府搁置了青洲填海计划。同年该会呈交《保护海港条例》给时任港督彭定康，该条例在1997年6月最后一次立法局会议上通过成为香港法律。

回归后香港反对填海的风气更盛，特区政府不得不放缓了多项填海计划。尤其是2004年，保护海港协会在香港终审法院上推翻了湾仔北填海计划。香港法院并确立填海三原则，即必须有迫切及凌驾性的当前需求；没有其他可行办法；对海港的损害减至最少。受此影响，在2004年后香港的填海规模急剧缩小，到2010年以后更几近于可有可无之间。

香港土地供应专责小组也指出，香港目前可供开发的土地资源稀缺，并因此导致房价飚升，很大一个原因是十多年来香港填海规模和速度明显放缓。

对比与香港条件最为相似的新加坡，现有土地的22%是由填海而得，总面积达140平方公里，足足是香港的两倍，且未来仍有大规模的填海工程，计划到2030年将新加坡的土地面积扩大到776平方公里。

而另一个最常被香港人提及对比的城市上海，所辖的崇明岛在建国初只有不到600平方公里，但经过几十年坚持不懈的围垦，现在面积已经超过1200平方公里。1990年代以后，上海的围垦更加提速，几大代表性的基建项目如外高桥港区、浦东国际机场、洋山深水港，用地主要都来自于填海造陆。而上海东南的临港新城，更曾以133平方公里的填海计划名列世界上最大的填海项目（后来排名被面积三倍的唐山曹妃甸填海项目代替）。

再加上中国前两年在南海南沙岛屿上展示的“鬼斧神工”，更证明了即使大屿山海域的水深较深，本身又是离岛，但从技术上说，建设上千公顷的大型人工岛并没有任何难以跨越的障碍。即使香港本地企业的储备不足，聘请外脑、采购或租赁专门设备也毫无困难。

而在资金安排以及财务可行性上，香港发展局局长黄纬纶在回答提问时指出，现在香港填海的成本大约是每平方尺约1300-1500港元，则初步预估一期约1000公顷土地的造价是一千多亿港元，而特区政府不久前公布截止上一财政年度，特区的财政储备达到11029亿港元，而且整个填海工程历时以十数年计，拨款自然也是分期分批拨出。尽管在交付开发之前应当还有巨额的基建费用支出，特区政府也完全有财力承担。

林郑型“八万五”是喜是悲？

多年来，香港“居不易”始终是香港社会最突出的民生矛盾。多数特区特政长官对此也都竭尽所能，然则各种因素制肘下，一直难以扭转反而愈加恶化的趋势。林郑月娥应当是吸取了前任的教训，在上任第二年，本届特区政府冲力尚足的时候就放出了胜负手。

与其徒劳无功的追求说服反对派和各种利益集团以香港大局为重，实务却停滞不前，以至民众愈见失望，施政资源更加困窘，还不如哪怕暂时顶着所谓强烈的社会反对声浪，在确实认真推敲过得失利弊之后，毅然推动重大政策，反而也许更容易得到香港多数民众的理解和支持。当年，首任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的“八万五”计划功败垂成，很多港人对董一度深怀不满，但如今香港的俗语里却多了一句“做人不要忘本，买楼要谢董先生”。经过那一段教训，认为香港市民仍然和十多年前一样，仍旧会被某些利益集团操纵舆论随意摆布，就未免对香港社会的修复能力太过于悲观了。

当然，“明日大屿愿景”也并非是完美无缺的规划。以笔者看来，其最大的弱点就是收益期太长。按现在的方案，第一批住宅最快也要到2032年才能上市。虽然在计划通过并进入实质工程阶段后，持有大量土地或物业的开发商应当会受到提前抛售的压力，但在中短期，或者说在她本届剩余的任期内，大屿山的远水还是难解香港普通居民，尤其是首次置业的年轻人连“上车盘”都负担不起的渴求。设身处地的换位思考，等待十几年后再一次性解决，于他们来说实在是有些望梅止渴了。

为香港未来三十年开发足够的土地储备固然是特区发展的长久大计，但要护送大填海计划冲破各种阻碍，真正不可逆的成为可以代表一个时代的超级工程。林郑月娥恐怕还必须采取更多坚定有力的中短期措拖，例如，寻找合适机会，启动征收粉岭高尔夫球场的程序，以回应香港居民当下对于高房价压力的焦灼心态，赢得多数市民的更大信任。如此，中短期应急措施，与数十年的长期策略互相呼应，持之以恒的标本兼治，才能有望终结香港的“地产霸权”，林郑月娥也能在香港的历史上就此留下浓墨重彩的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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