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普通人如何面对未来

说李光耀“铁腕”也好，讲他“变色龙”也罢，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确实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自己也从来毫不隐晦地表示，如果没有他的领导，新加坡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富庶。但这一点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所动摇。

请看以下两图：分别是1960-1990年，也就是李光耀以总理身份直接执政时期，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历年数据统计。

可见，在这30年里，香港即使没有李光耀，也以略低的起点反超了新加坡（1960年香港人均405美元，新加坡428美元；1990年香港人均13486美元，新加坡12766美元）。作为同在东亚地区、同为自由港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的发展史或许会被人用来动摇李光耀的“不可或缺性”。

因为香港和新加坡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现经济奇迹的理由极为类似。在二战后全球贸易兴起的大背景下，它们均占据了关键的、难以替代的贸易地理位置；周围广大的经济腹地由于种种原因，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其提供各种转口和金融服务；以及主要居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工作勤勉。而且，新加坡由于独立前是英国在整个远东的势力中心，还有修造船业等一定的工业基础。

当然，必须承认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成功，还要面对比香港远为险峻的周边环境。而且，在李光耀“资政”下的新加坡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之后又成功把香港甩在身后。

但质疑者很容易推论，新加坡经济成功是大概率事件，没有李光耀或许会有些许不同，但几乎不可能沦为落后贫困的热带港口。对于此说，肯定见仁见智，但其杀伤力同样不容小觑。

对于普通新加坡人而言，或许更关注当下。人均GDP数据上看不错，但新加坡是典型的收入差距极大的社会。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新加坡居民人均月工资收入是3142新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0%人均月收入达到11552新元，而最低10%居民人均月收入仅440新元。

新加坡的“组屋”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但该国整体而言，依然没有多少福利保障。中央公积金本质上是强制储蓄，而非“福利”，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互济性。虽然有人赞叹新加坡老人也能焕发活力，但七十岁以上老人往往是出于生计才无法退休，而且这在新加坡司空见惯。2012年一位80高龄的本地老人在做清洁工时猝死曾经引发社会轰动，但之后仍然是不了了之，人民行动党政府依旧毫无改变的意愿。

其实早在李光耀2011年宣布退出内阁正式引退二线之前，已经有人公开表示，新加坡的现有模式看似是由严密的法律和规则支撑的，也得到了大多数新加坡人长期的认同，但根本上其实是完全依赖于强势领袖个人的压力，所以在李光耀身后很难继续长期维持。如果只是一般人如此声称，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自居精英的骄傲，恐怕连理都懒得多理。但这么说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亨廷顿，公认的西方顶级政治和战略学者，推测的份量自然就沉甸甸了。

而且事实似乎也正在印证亨廷顿之前的预言，甚至在李光耀去世前，这股浪潮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压制了。2011年新加坡国会选举虽然依然在严密控制之下，但人民行动党还是遭到了1963年以来的最大挫折。而连新加坡媒体也承认，原因之一就是李光耀在选举前几天，再度习惯性的放言威胁选民，屡试不爽的招数这次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数月后的总统选举，人民行动党中意的人选更仅以极微弱的相对优势涉险过关，首次失去了绝对多数。

去年李显龙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第一次公开表示“相信李氏家族不会再出现第三位总理”。虽然这并不是正式的承诺，但实际政治意义与“江南案”后，蒋经国表示不会再将“总统”职位传给第三代也相差无几。在失去绝对权力的保护伞后，蒋家父子在台经营数十年的神话被迅速打破。对普通人而言更为糟糕的是，台湾的政治走向也历经波折，经济大不如前，甚至工资常年停滞。所有这些当代人还都历历在目。

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目前一切如常，但未来风险犹存。以全球之赞誉对李光耀过度褒扬，无助于新加坡解决现有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在负面的历史和现实切片发酵时，引发更猛烈地反弹。但抓住个别历史细节草率批评，或在变革时放任民粹主义，则可能令新加坡陷入不必要的混乱。盖棺而不定论，或许今日之后，才是最考验新加坡人政治智慧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