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史蒂芬·科恩记述到，当时美国的流行的看法是，“自从苏联不复存在以后，俄罗斯成了一个有意愿，也有能力作为美国复制品的国家”。克林顿的嘲笑较为直接，“俄罗斯已不再是世界大国，只是非洲的布基纳法索”。对于自己的丰功伟绩，里根沾沾自喜——“自由是管用的”。

1989年底，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37岁的普京还是一名驻扎在东德德累斯顿的克格勃军官。柏林墙倒塌时，周遭的抗议者簇拥着科尔总统在他的驻地门外齐声高喊统一，彼时的普京正沉稳地把敏感文件铲进火炉内销毁。此前的六周，他一直在做这件事；此后的几年时间里，他眼见着自己的祖国遭遇解体、备受侮辱、失去全部的法理保障，陷入民族精神的虚无。他的名言由此而来：苏联的垮台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一直以来，普京对于自己记忆中的这段悲剧般的民族叙事耿耿于怀。2016年9月，他在会见国家杜马当选政党负责人时谈道：“苏联完全不需要分崩离析就能走上民主改革的道路。苏联能够进行改革，包括民主性质的改革……这样做，对与不对？ 让历史学家去说吧！ ”就在本次大选期间，3月2日，当普京在“真相与正义媒体”论坛上被问及“如果有机会改变俄罗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会选择什么”的时候，他当场表示，希望防止苏联解体。

在20世纪，这场俄罗斯民族的悲剧最终未能避免，近1/3的领土和半数人口遭到离散。不同于福山，在美国的政治学家乔维特看来，自由主义远算不上取得最终的胜利，世界不过从具有相当确定性和清晰边界的“约书亚时代”，走向了一种浑沌初开的“创世纪时代”，这是“一个再次失序的世界”。在俄国的历史上，每当前行的命途面临险阻，总会适时地涌现出伟大的政治巨人。20世纪的最后几天，普京站到了历史的台前。

没有叶利钦，也就没有普京的现在

三、新千年的普京与俄罗斯

普京与俄罗斯携手迈入千禧年。他的第一份演说是《千年之交的俄罗斯》——“我们正处于数百年来最为困难的一个历史时期。大概这是俄罗斯近200-300年来首次真正面临沦为世界二流国家、甚至三流国家的危险”。这篇演讲连同2个月后的《致选民的公开信》、半年后的国情咨文一起，构成了普京的“俄罗斯新主张”。

在普京看来，高压的意识形态、复旧的保皇主义、西方的自由主义都不适合俄罗斯，国家的复兴必须扎根于传统价值观的权力集中主义。他在执政首年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想法说的非常明白，“俄罗斯自建立伊始就是一个超级中央权力集中国家，这一点已深深地根植于俄罗斯的遗传密码、传统及其民众的思想之中”。自由民主改革并不适合俄罗斯的国情，俄罗斯应实行一种有领导、有秩序、有限制的权威政治改革。

这一改革是俄罗斯的内政事务，是“用20年建立一个强大的俄罗斯”的绝对基础；这一过程也必然伴随着阵痛与虚弱，不能够有任何人破坏这一进程。为了给俄罗斯创造最大限度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普京开始主动舒缓与西方世界的紧张关系。

9.11事件后，普京是第一个打电话给布什总统的外国领导人，他在国内压制了对美强硬派，默许了美军对其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和外高加索地区的进驻，最大限度地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与此同时，俄美削减战略核武器的谈判顺风顺水，俄罗斯与北约之间也建立了新的制度性联系。普京的俄罗斯在这个新生的世纪里对于曾经给他带来悲剧记忆的外部世界没有任何恶意。

然而事情很快陷入那个俄罗斯帝国永恒的悖论。2003年，当布什绕过俄罗斯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进军伊拉克，不安全感与其所催生的现实主义在一夜之间重回克里姆林宫的政治信条。这以后是接连而至的格鲁吉亚玫瑰革命、乌克兰橙色革命、吉尔吉斯斯坦郁金香革命，北约在俄罗斯最为紧张的边境线地带一步步逡巡东扩，人们逐渐想起北约第一任秘书长伊斯梅勋爵的那句名言——“让德国人躺下、美国人进来、俄国人出去”。

几乎就在一瞬间，这种糟糕的节奏唤醒了俄罗斯最为不快的记忆。这是帝国重筑的虚弱时刻，俄罗斯需要时间和空间，而在彼时，他们抵御外部恐惧的唯一方法只有重新回到那个悖论里面去——反抗、扩张。正如普京所言：“俄罗斯熊认为，它自己是原始森林的主人。熊在森林中所占据的自己的地盘绝不会让给别人，所有人都应该清楚这一点……俄罗斯不会做没有爪牙的绒毛熊”。

2007年的慕尼黑安全会议，普京发出了对抗西方压迫的最具革命意义的宣言，他严厉批评了美国干涉他国内政、推动北约东扩、试图建立单极世界的战略政策。2014年的瓦尔代俱乐部年会上，普京再次批评美国的法律虚无主义和单边霸权。

那一年克里米亚的“入俄”仪式上，普京直接指责西方社会“臭名昭著的遏制政策已经持续了三个世纪之久”，按照这一时间进行计算，普京把对于凯南的憎恨向前延伸了近两百年，直至彼得大帝在1710年左右为了波罗的海出海口掀起的北方大战，那是俄罗斯帝国第一次向着外部世界强加给自己的地理界限发出征伐，普京愤怒地指出，“他们想把我们扫进角落！”

按照普京的国际理念，新世纪的和平应该以大国协调的多极体系予以维系，他在演讲中反复表明俄罗斯对于外部世界并无恶意，但美国所推崇的那种单边主义无法带给俄罗斯所熟悉的安全感。自叶卡捷琳娜二世以来，俄罗斯一直是世界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七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

2013 年，当俄罗斯成功介入叙利亚化武危机之后，普京深入论证了这一点，“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参与总是对维护持久和平至关重要——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如此，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亦如此。相反，俄罗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失败，以及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近年来，普京多次表示，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排斥俄罗斯参与的企图，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的不稳定。

普京的反抗并非仅仅在为俄罗斯的战略文化辩护，某种程度上，也表达了对美国的善意规劝。普京的理据十分充分，“美国人或许以为他们在推广‘民主’，但实际上他们是在更多的地方造成混乱”。科索沃、埃塞俄比亚、海地、埃及、利比亚、乌克兰、叙利亚，在以上很多区域，美国人不仅撞得灰头土脸，而且事情的结果也往往与其最初的战略设定大相径庭，“如果阿萨德必须卸下总统位，那么谁能取而代之呢？如果你没有为可能的后果做好准备，就不要摧毁别国的政权！”

然而在功利的克林顿政府、极富进攻性的布什政府和刚愎自用的奥巴马政府时期，普京的规劝不起任何作用。美国人似乎很乐于跳入自己挖下的一个又一个陷阱，只是为了单纯地诱拐俄罗斯在自己的战略腹地不断分散精力。

俄罗斯的军费开支只有美国的十分之一，很长时间以来，普京一直小心地分配着自己有限的权势输送能力，在很多关键区域最低限度地维系必要的角色存在。尽管如此，很多时候普京还是需要威慑、恐吓和怒吼来表达强硬姿态，制造出一个又一个克里米亚共识来凝聚民众支持度和政府合法性。与此同时，悄悄地削减北极、外太空等很多前沿领域的研究项目经费，乌克兰问题也已经连续三年没有出现在政府的国情咨文里。

当前的美俄关系是双方在后冷战时期反复的松弛-紧张、收缩-扩张、猜疑-试探-对抗-缓和过程中畸形互动的结果，从布什第一次和普京会面时感到“能够看到他的灵魂”，到奥巴马将俄罗斯和埃博拉病毒并列为全球威胁，两国关系在最开始经历了短暂的愉悦后，此后再未回到普京所期待的节奏里。所有人都急于呈现自己，不会有人愿意再浪费时间去倾听普京陈词滥调般讲述自身的不安全感，奥巴马在2014年的一次讲话里自信地表示，“现在我们真的不太需要乔治·凯南了”。

这种无视是对俄罗斯最大的侮辱，很长时间以来，普京所需要的无非是一个平等的多极地位；如若这一点无法做到，至少要理解并尊重俄罗斯，换句最为简单的话——“必须看到我！”在本次大选前的国情咨文里，普京在大肆炫耀俄罗斯最新武器装备之后，在结尾处狠狠地说到，“过去没有人听我们说话，现在我可以说，你们给我听着！”深刻地传递出了过往20年时间里，普京心底积蓄的反抗和愤怒，俄罗斯的尊严和权利没有被正当对待，三任美国总统都不同程度做出了华丽的无视，他们应该对此付出代价。

2004年第一次获得连任的普京

四、特朗普与普京的2018

在某些西方人看来，普京的报复也许正是换掉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