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组织结构及提要

本书的文章不少是回应社会发生的事情，尤其是民主运动相关的议题。但是，回头一看，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及民主运动好像有它的内在逻辑，参与者或无视一国两制的宪政框架，或在此框架内与社会、政府（包括中央政府）角力和对抗，真是让人看得眼花撩乱，应接不暇，对此局面，我有点无奈及气愤，在这样的触动下，我写作了一批文章作为回应，也作为自己的思考。现在将这些文章收入本书，在次序上略有调整。

本书有六章，从第一卷的《民主与西潮》开始，到第二卷的《民主与特区、中央关系》结束，可说是首尾呼应，都是针对西方选举民主最关键的问题，考察其可否带来良治。可以说，我们赞成民主，但是反对劣质民主。下面介绍各章的大概重点。

卷一：为何民主？

民主与西潮

推销西方选举民主只是近代美国在冷战时期对付共产国家的策略。如果它真的可以改善国家管治及人民生活，当然值得支持。但无论诉诸理论或国际经验，情况并非如此。选举民主的缺陷，除了从众不从贤外，还可以从古雅典广场民主的经验来考察，西方 17、18 世纪的思想家及18 世纪末美国立国国父的担忧，是民主引发野心家煽动激情民众，形成暴民政治。经过 20 世纪中叶美国政治学家将私利合理化，选举民主的劣质才最为祸。今天发展中国家及西方发达国家的民主乱象只是反映这些背后的特质而已。现今西方学者已经开始讨论西方民主是否步向灭亡，但是香港的民主派还是鹦鹉学舌，缺乏反省及前瞻能力。2016 年，美国选民选出口不择言、极尽煽情的特朗普，然而选战的抹黑程度仍然比不上被称为历史上最丑陋的 1800 年总统选举。当年没有政党政治，还要求不公开竞选，只由代理人负责。选战本身的竞争已经足以构成诽谤式选举了。民主选举真的是兴奋剂，但是只能刺激选举的过程而已！

民主与普选

占领运动的发起就是不满《基本法》对候选人进行“筛选”，不接受循序渐进的“袋住先”；背后基本上是政治斗争，反映泛民主派的国家认同问题，还可能是进行港版颜色革命。同样道理，中央政府亦要保障国家主权及安全，要防范选出一位反共及勾结外部势力的特首。若我们从一个更宏观的角度来看，2014 年在香港发生的占领运动，其追求的目标不切实际。西方在 2011年已经出现了一个国际占领运动，但吊诡的是，人家追求的是反资本主义（美国占领华尔街口号是“1对 99”，及反民主政治，即所谓国际标准选举产生的政府不能代表他们！）可见，香港这个占领运动缺乏国家观念，即全局观，又没有世界观。如此肤浅无知，如此不妥协，焉能不败呢？

民主与管治

盲冲瞎闯就是指冲动，没有节制，缺乏策略。如果选举民主真的这么好，一经引入便成良治，我们今天还要这样小心提防吗？香港今天的管治问题，成因复杂，但引入选举政治而缺乏可以降低其破坏力的相关配套，是关键所在。但是在这几年，由于引入选举，令中央政府担忧失落管治权，2014 年发表的《一国两制白皮书》是这方面的重要里程碑，表示中央政府将对港政策从原来的“保持繁荣稳定”，改变为“保障国家主权、安全及发展利益”为优先考量；可见问题的严重性。跟着中央政府一再强调拥有对行政长官当选人的实质任命权。其实，中央赋予香港特区的高度自治，可以说是“额外”授权，是超过一般地方自治政府拥有的权力。因为香港当年不是一个政治城市，香港人是经济热、政治冷，而且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但是随着选举政治的发展，香港已经成为一个政治城市，并对国家安全构成隐患。在这个背景下，中央政府的关注，是如何有效落实它在基本法内的权力，使香港这个一国两制的矛盾统一体，不会由于引入选举而“变形、走样”。这一切都是由于引入西方选举政治，而没有预计它所产生破坏力之过！如果选举真的带来良治，我当然支持，但这几年的经验却十分糟糕。

卷二：香港前途何在？

民主与自由

前任特首梁振英在2015年《施政报告》高调批评香港大学学生会刊物《学苑》的港独言论，因而引发言论自由的争议。这背后其实是政治斗争，目的是削弱公权力，使反对派可以任意挑战国家安全及主权的限制。对香港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以至学术自由的争议，亦应作如是观。香港大学陈文敏晋升为副校长的风波亦是同一问题，也是反对派要制约政府行使公权力，亦是政治斗争的表象而已。言论自由、集会自由及个人自由都是港人所珍惜的。这不表示自由的权利没有限制。但是在香港这段高度政治化的时期，任何有关自由的讨论都不可能就事论事，很多人都基于预设立场，产生所谓“十人十义”。这样，香港社会讨论自由的问题时，基本上是泛政治化的政治斗争，十分可惜；社会不会由于热炽的讨论而趋于成熟。

民主与青年

现代社会物质富裕，有所谓后物质主义的思想。我提出的问题是：人性不变是永恒的，因此对年青人闹事，不能姑息养奸，要德主刑辅。况且，香港这一代青年人是移民第三代，生活安逸而丧失竞争力，有平庸化的问题。这是《虎妈战歌》作者蔡美儿的忠告！除了富裕之外，这个青年新世代还有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心理特征，就是自以为生活在“民不聊生”的年代。若没有互联网互相传播激情，相信这个世代的一部分人不会如此无知。互联网还鼓励狂热，香港大学学生会会长冯敬恩带头闹事，涉嫌禁锢及用粗言秽语辱骂校务委员会主席李国章及其他委员的事，就是范例。他们如此粗暴，结果连大学校长亦不得不用上了“暴民统治”的形容词。狂热的不止大学学生，还有港独分子，居然煽动一些极端分子及流氓无产者，搞出一个旺角暴动来。还有同样疯狂的是，两个港独分子居然在当选立法会议员后，在庄严的宣誓中用“支那”等辱华字眼。真是上帝要你灭亡，先要你疯狂！

民主与特区、中央关系

我写了三篇芬兰化的文章，显示“小事大以智”的政治智慧。明显地，香港这个民主运动是小事大以勇、以激，唯恐大的一方不被激怒。时移世易，在香港经济愈来愈依赖内地的今天，香港还走出一些极端分子，要脱离中国独立，走反中、分离主义的道路。出现这些极端分子，部分责任应该归功于一些“有识之士”；他们无视中国崛起的现实，将民主寄望于虚无缥缈的中国崩溃论。这些跳梁小丑当然成事不足，但败事有余，引起中央政府的戒心。今天中国大国崛起，正如沟口雄三所讲，由从前“西方的冲击”变成“中国的冲击”。在中国崛起的背后，有大一统的民族意志，绝不容许反对派及港独分子搞“独港”（即控制管治权，但不宣称独立）或“港独”。结果当然已经写在墙上，特区与中央政府关系本来是宽松的，今后是中央如何出头的问题！

结论

这些文章基本上是处理香港这几年民主运动的思想及历史根源，而将书名命为《告别西潮》，当然有主观的演绎及历史的联想。今天及明天的香港，如果不与中国母体连成命运共同体，是没有什么前景可言的。这也是我何以对这个盲冲瞎闯的民主运动这样厌恶；这不是我个人喜好的问题。当然我们对中国的前景不可盲目乐观，但观乎1989 年后，正如汪晖（同上，页4–5）所言，中国面对苏联解体引起的多米诺效应，却可以在原有政治模式延续下，取得如此高增长的经济奇迹。所谓告别西潮，就是要有民族自信、文化自信，还有制度自信。这个制度自信的议题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内，但是中国的经济成功是在中国共产党党国体系的基础上得来的。究竟这个体系有没有中国传统文化及历史智慧的基因，是值得我们探讨的议题。最后一点，这个告别“西潮”，并不应表示“东潮”或“中潮”要掩盖“西潮”。中国传统文化讲求和谐、仁义等美德及价值，中西文明应该互为补充，互相辉映，互相尊重，这才是正道。

后记及致谢

本书的〈自序〉及〈前言〉初稿于2017年8月30日，并于同年11月16日作了一些文字修饰。现在的版本是出版前在〈自序〉加入第一段，以及必须的编辑及校对而已。出版社建议将文集分为两卷：第一卷为《为何民主？》，第二卷为《香港前途何在？》，两个卷名有画龙点睛之妙。《为何民主？》与西潮有关，西方民主理论与实践是否香港政制发展的指路明灯，抑或是应避之唯恐不及的短期兴奋剂，并构成社会内耗的长期病源呢？引入西方选举民主的重要试金石，就是它的绩效。《香港前途何在？》亦与西潮有关。其实西潮最重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由。但是自由之道并非不受外界约束的个人自主，我们总是有不同的社会关系要照顾及承担。放在一国两制的背景下，香港的高度自治是处于一国先于两制的结构约束之中。明白这一个宪政结构限制，香港才有前途。

在这里，容我用小小篇幅，对促成这本书的人士致以衷心感谢。首先是邀请我在《明报》撰文的张健波、他的同事陈锦强及后来的梁享南，还有《信报》的郭艷明让我的文章有公开发表的平台。我当然感谢前中策组首席顾问邵善波的支持，同事李德强及雷竞旋的指正，王中岳协助整理一些统计数据。最后我要感谢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社长朱国斌及副社长陈家扬邀请将文章结集成书，出版社匿名评审的宝贵意见，编辑陈慧雯的编务工作。最后，文章还是文责自负。

[1] 蒋梦麟（1959）。《西潮》。香港：田园书屋版。

[2] 同注1。

[3] 李泽厚（1987）。〈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4] 汪晖（2015）。《短二十世纪—中国革命与政治的逻辑》。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5] 同注4。页36。

[6] 修远基金会（2015）。〈从激进革命到传统文化复兴—当代意识形态重建的历史契机〉。《观察者网》。

[7] 李泽厚（1987）。〈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北京：东方出版社。

[8] 孙中山（1924）。《三民主义 民权主义》第二讲，浏览日期：2017年8月15日，检自： https://zh.wikisource.org/zh-hant/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二讲。

[9] 曹希岭（2004）。《孙中山晚年政治思想的转向》。《民初思韵网》。

[10] 沟口雄三（2011）。《中国的冲击》。北京：三联书店。页183。

[11] 约翰‧霍布森（2009）。《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页27。

[12] 同注11。页11。

[13] 朱谦之（1999）。《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4] 同注13。

[15] 曹锦清（2017）。〈从制度研究推进中国话语体系重建〉，《文化纵横》八月号。《观察者网》转载。

[16] 梁柏力（2010）。《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和今天》。北京：中信出版社。页3–5。

[17] 韩毓海（2011）。《天下：包纳四夷的中国》。北京：九州出版社。页 21。

[18] 同注17。页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