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标美国来衡量中国的发展成就和综合国力，这在我们的学界和社会上都很流行。虽然在哪些方面或什么时候“超美”的问题上争议很大，但很少有人质疑赶超美国目标本身。而问题恰恰就在这里：中国综合国力超越了美国怎么样，没超越又怎样？我们为什么总把“赶超美国”作为目标呢？

现在一提到“赶英超美”，人们往往想到的是“大跃进”时的教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没明确提出过赶英超美这样的计划，现在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两步走”战略，着眼的也是实现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它们都不是“赶英超美”那样的量化指标。中国追求现代化的历程不能陷入超美情结不能自拔，如果任何现代化都只能以西方最高标准来衡量，那不仅将是中国现代化的悲哀，也是人类现代化的悲哀。从人口规模上看，中国是“十亿级”的现代化，并且正走出一条新型现代化之路。我们正在给人类现代化留下自己的定义，为什么还要用“亿级”的美国现代化作为衡量标准呢？更何况，这个亿级的美国现代化还是资本主义的现代化。

更可笑的是，有人甚至用马克思一个半世纪前描绘的社会主义或古巴模式、北欧模式，来衡量和质疑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现在的中国已是社会主义国家最成功的实践，很大程度上，我们也在定义着社会主义。马克思当年提出社会主义的时候，他也没有见过社会主义，不知道它到底是何样貌。今天的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这个初级阶段跟上世纪80年代的初级阶段比起来已有很大变化。随着新时代的蓝图进一步铺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还会迎来更高水平发展。

美国盯着世界，而我们盯着美国；美国从后天看明天，而我们从昨天看明天。整天对标美国，不是中国该有的心理和做法。中国何时才能走出我们的近代情结和美国情结，何时才能更新我们处理中外关系或国际关系时的思维呢？

今天的中国面临三重分化：分化的世界、分化的西方、分化的国家政治。这需要我们有新的思维。中国外交思维要更注重领域逻辑而不是大国逻辑，眼光要能兼顾国家间政治和领域政治，比如在互联互通领域，新加坡、巴拿马是关键小国；在金融领域，是城市而非国家在起连接点作用。我们要从结构性权力、体系性权力来看国家竞争力，而不是一直在过去的大国竞争量化指标中打转。经济总量、综合国力这些概念依然重要，但它们根子上毕竟是一战后总体战、冷战思维产物，在如今和平与发展时代不能再成为国家间比拼的唯一指标。国家竞争的主题、基调在变，不是谁撂倒谁、超越谁，而是要看谁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难题。“一带一路”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理念，表明我们已经开始建立新型全球化标准，树立新的全球治理观。

新生产力、新生产关系竞争才是21世纪的主题。正如打败尼康相机的不是索尼而是智能手机，打败康师傅的不是统一方便面而是网店。中美不存在什么“修昔底德陷阱”，中国要警惕的是思维陷阱。中国由大到强的实质，是从应用到创新、从追赶到引领的方向转变。世界有三大“原力”——美国代表的创新力、中国代表的应用力、欧洲代表的思想力。中国的国际战略应是与美国合作创新，与欧洲合作创造思想，实现弯道超车、变道超车。比如数字领域中美“G2”超欧日，可持续发展领域中欧“G2”超美国。注意，这里的“超”是“超越”，而非“赶超”。

相应地，中国外交战略要从“大棋局”向“大时局”转变：理顺时间逻辑而非空间博弈，成为我们面临的挑战。比如，印度是中国空间上的竞争者，但却是时间上的伙伴。中印相处的逻辑是以时间规避空间，实现命运与共。而中日关系则相反，要设法走出时间逻辑——从甲午、抗战思维中解放出来，着眼于空间布局，争取日本。

老子教导我们：“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逻辑，也正生成新的思维，我们既不把眼光滞留在中国过去的成就上，更不以美国等西方国家现在的成就为参照系。不以赶超美国为目标，意味着我们不是以美国为标准观天下，而是以天下观天下，在此基础上摒弃那些源于海权与陆权相争的博弈思维，转而树立陆海联通、四海一家的理念。这是我们确立话语权自信，树立新全球观的应有之义。

（本文首发于1月26环球时报，作者授权观察者网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