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周期律

观察过去500年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进程的历史，人们不难发现，世界体系中的每一个周期的延续时间大致都在一百多年。每一个周期，都会经历一段从萌芽、壮大到衰落的过程；每一个周期的主导国家，都会因自身的固有缺陷而爆发整体性的危机。危机的结果，是原有周期的主导国家被更有效率、更强有力的新生力量所替代。此时，资本主义全球化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周期。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和阿瑞吉（Giovanni Arfighi）等人把这种反复出现的现象，称为资本主义体系演进变化的“周期律”。

值得关注的是，在每个全球化的周期中，新的主导国家都会经历相似却各有特色的几个发展阶段。如果把每个百年周期缩短为一年，那么，每个主导国家的兴衰都会经历类似的春夏秋冬。主导国家的赢缩与全球化的周期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关联。

每个周期都兴起于“实业的春天”。在实业扩张的初始阶段，资本只要进入实业领域就可以获取高额利润；主导型国家往往是为世界提供大量物美价廉商品的世界工厂。随后是“产业的夏季”，强大的制造能力给他们带来了巨额财富，也为他们提供了强大的武装实力。因此，他们在竞争或战争中都是所向披靡。随着实业发展，资本大量涌入，产业利润率开始下降，此时就会爆发产业或商业危机。为降低投资风险和增加新的利润点，资本开始减少对实业投资而更多转向金融领域。在资本寻求利润最大化本能的驱动下，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金融领域。这将迎来“金融的秋天”。当主导国家进入可以运用金融手段进行直接赢利并成为其主要赢利方式的阶段，实业生产便会转移、萎缩，而金融资本不断膨胀扩张，导致投资泡沫越来越大，一旦超出实体经济所能承载的极限，一场导致体系重构的周期性大危机就会爆发。[2]这就是“危机的冬季”。

在伊比利亚--热那亚体系周期，对“大航海”的投入给西班牙带来大量的美洲财富。也促使其走上了金融扩张的道路。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西班牙王室的巨额资金流向了尼德兰地区的金融中心，这助长了荷兰的独立意愿，也增强了荷兰的力量。主导了下一个周期的荷兰，拥有第一个“现代”农业经济和发达的捕捞业、毛纺业、制瓷业、造船业，荷兰人建立的金融市场为建造大量的船舶、港口、都市和四通八达的运河体系而融资，也催生了金融泡沫。

到18世纪初，荷兰的主要收益来自资本的放贷，其中包括向竞争对手英国的放贷。曾经从属于荷兰体系的英国，在荷兰资本的帮助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手逐步控制了大西洋贸易，伦敦超越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和新的金融中心，而英国实现超越的真正动力来自新的实业之路——工业革命。到1815年赢得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后，英国已经成为全球体系新周期的引领者。然而，从19世纪70年代起，英国已经把50%的储蓄投向了海外，这标志着英国进入了以金融收益为主的食利阶段。1900年的布尔战争让远在纽约的金融市场成为英国的债主，而其后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将大英帝国从顶峰上拽落。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开始进入美国主导的周期。

美式全球化的兴起与终结

美国实业的发展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鼓励和保护，联邦和州政府直接或鼓励私人企业对运河、铁路等基础项目大量投入。1816年美国国会制订了保护性关税政策——用30%的进口关税保护美国制造业免受欧洲国家的冲击。适宜制造业成长的环境，吸引了大量资本；资本与原材料的充盈加上劳动力的短缺，形成美国式工业体系的特征：利用机械和挥霍资源，催生了从惠特尼式到福特式的流水装备线，强调标准化设计、结构简单、零部件互换、适应大规模生产成为“美国制造”的风格。

1894年美国工业产值成为世界第一；1913年美国生产了世界36%的制成品，石油产量占世界的一半，美国的工业产出与整个欧洲相当，工业生产率是西欧的2倍，[3] 铁路网达到35万英里。[4]卡内基、洛克菲洛等美国传奇富翁的巨大财富来自工业，而不是商业和房地产。[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重创欧洲，而美国则成为“世界的兵工厂”，为欧洲提供不可或缺的产品。第二次世界大战彻底摧毁了欧洲的工业基础，美国真正成为世界的制造业中心，在战争结束时美国占据了世界工业制造的2/3的份额，[6]而欧洲在战后只能靠“马歇尔计划”提供的援助进行重建。1950年美国的GDP占世界总量的27.3%，人均产值是世界平均值的4倍多。[7]

二战之后，美国依靠军事胜利和经济实力建立起包括关贸组织、布雷顿森林体系、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等一整套的全球制度体系，把力量转化为制度，开始全面主导全球化的历史进程。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美国周期实业阶段的鼎盛期。

在实业资本主义主导的历史阶段，金融活动主要是为工业、贸易和服务业提供资金。金融嵌入在产业网络中，从属于实物生产经济部门。在制造业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投资实业已经越来越失去吸引力；而在国家信用可以透支的制度下，通过生产实现赢利就更是一种低效率的笨办法。选择金融创新——通过资本运作直接而快速的获利，才是美国资本趋之若鹜的新经济模式。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欧洲和日本的快速发展，美国制造业的利润率在快速下滑，这迫使庞大的美国资本不再热衷投资制造业，开始转向金融和信息技术领域。据1966年的美国经济统计，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占到80%，无关的占20%。到1976年，美国货币交易中与生产流通有关的货币交易量下降到20%，无关的则上升到80%。

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制造业开始大规模向海外转移，以金融为核心的服务业则狂飙突进，创造出大量的信用和衍生金融产品，导致国家产业结构和利润来源发生了根本性改变。2015年统计的美国制造业占GDP的9.8%，全国从事实业的人口不到20%，80%以上的财富来自服务业，其中很大部分来自金融类收入。金融化不仅导致了实物经济与金融经济在数量上的此消彼长，改变了社会总体结构，而且也体现了食利者阶层势力扩张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变化。美国变成了金融立国的国家，进入了虚拟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

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往周期的主导国家不同，美国体系周期的金融化程度更高、范围更广，金融全球化是美式全球化体系进入“金融秋天”的重要特征。随着美国经济的日益金融化，金融主导实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从1969年到2000年，全世界基础货币呈指数形态增长，以美元为主的国际储备资产上升了2000%。信用货币的快速膨胀，推动着资本的全球扩张和跨国公司的全球投资，从有数据的1975年开始到2004年，国际资本流动增加了8倍，随之出现了以产业大转移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浪潮，催生了一批被称为“小龙”、“小虎”的新兴国家和地区，连中国、印度这样长期在经济上自成一体的大国也实施开放政策，积极吸引外资，鼓励出口，逐步融入全球产业链。

金融化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趋势——金融强国实际上充当着全球食利者的角色，以强势地位和纯熟使用的金融工具去攫取制造业国家的财富和支配资源类国家。国际资本极力压低实物生产价值，又极力抬高金融收益，从事实业生产的国家和企业受到来自金融资本和金融化的大宗商品市场的双重挤压，利润空间越收越窄，结果是投入实业的资本越来越少，而金融投机的资本越来越多。最终，世界充斥着金融产品和越来越膨胀的金融泡沫。当世人都在攫取金融投机的果实时，美国的次贷危机于2007年底爆发了。危机从美国体系的中心地区向全球扩散，无论是欧洲、日本这些资本主义体系的主要经济体，还是半边缘地带的新兴国家，包括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等依附性国家，都受到了危机的冲击。

如今，危机爆发已近10年，尚看不到结束的希望。这说明，原本美国主导创建并维护着一种最高效的资本增值体系和社会模式已经趋于瓦解。在2016年的美国大选中，由于美国国内的阶层分裂、社会分裂日趋严重，人们开始质疑甚至反对全球化，“美国第一”的特朗普主义大行其道，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的呼声上升，人们普遍认识到，以往由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正在走向尾声。

区域共同体：全球化的新开端

目前，美式全球化体系已经进入其生命结构衰变和机能老化的退变期。2008年爆发的危机，就是一场美国周期的大危机，它将导致美式全球化体系的终结。随着美式体系的衰落，各国及各地区在经济、政治与安全事务中，更多的依赖自身和区域合作，而不是依赖全球合作，全球化将进入一个退潮期。从大航海起步，最后覆盖着星条旗的资本主义全球化已难以延续；而由趋向合作的共同体组成联合体，形成更加公平、更多合作的全球化新体系正在人类共同发展的愿景和行动中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