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问环节

提问：到20世纪初，人类的政治实践实际上有两种制度，一个是西方国家的代议制，第二个是列宁在苏联创造的苏维埃制度，后来我们叫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否也属于你刚提到的代表中的一种？另外，代表的产生，除了选举，是否还有其他形式？

王绍光教授：非常高兴你提出一种历史的可能性。其实在19世纪末，西方的主流思想家对代议民主还是有怀疑的，当时还有各种各样的历史可能性。列宁提出的苏维埃，连阿伦特在很大程度上都愿意考虑苏维埃模式。

研究西方代表理论的人会指出，过去200年来，这套其实没有什么大的创造，其中有一个创造，就是职业代表制。但后来职业代表制跟法西斯的做法有点挂钩，被污名化。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苏维埃制度很大程度上含有职业代表制的成分。

最近人大公布下一届人大的少数民族人民的代表是怎么来的、藏族哪个省区几个代表，这里面就有苏维埃的传统。我们早期人民代表大会讲得很清楚，工人得有多少人，妇女得有多少人，少数民族得有多少人，这跟自由民主的代表制是完全不一样的。自由民主是谁拿的选票多谁就当选，不考虑地域、阶级、性别、民主等因素。

能产生代表的方式其实很多，但是自由民主的选举方式禁锢了我们的想象力。1967年出版的一本书专门讨论代表，书里将代表区分为四种，其中一种就是西方目前普遍采用的“形式性代表”。更早期还有一种可能性，美国制宪时曾有人提出，选出来的代表的结构应该跟人口的结构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提出这种理念的实现方式。其实在那个时候，数学理论中出现了随机理论，实际上是可以连起来的，但是他们没有找到这种方式。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用随机理论形成抽签的方式。

我最近的那本书里，最后一章专门列举了从70年代开始西方的大量实践。七十年代，抽签刚开始复苏时，往往是地方性、小规模的实践。现在，在欧洲的一些小国，抽签已成为一种国家层面的方法，例如用抽签产生代表，由这些代表讨论如何修宪、如何修改选举法。因为西方自由民主现在面临严重的危机，所以想象力又被激活了，但是激活的人群还不大，主流媒体、主流学界还没有太大的重视。

我要讲，趋势已经非常明确了。美国的政治学会以前从来不重视这方面的讨论与实践；但最近的两届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在他们会长讲演里，都提到了抽签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最近的一次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至少有三个小组在讨论这件事，这是前所未有的。我用谷歌看了一下，2010年至今7年出现的关于抽签的文章，在英文里可能超过过去200年的总量。这是趋势性的东西，这个大趋势，你现在看不见它，但它一旦出现，便是几何级地增长。

王绍光教授（中）回答现场提问

提问：论述中国合法性，除了民主，是否还有其他合适的话语体系？

王绍光教授：什么东西是好的关键词？能够抓住人的想象力。“民主”、“共和”都是可能的选项。我更倾向“民主”。从我个人来讲，我的理念是人民民主。我非常认同民主，我认同的民主很简单，因为我相信普通人有做判断的能力，尤其是涉及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时候。在这意义上，用什么样的方法能让大多数人参与管理跟自己相关的事物，这是要做的课题。对这理念，我本身没有任何怀疑，在这点上我是激进的民主主义者。

“共和”这个词比较复杂。虽然柏拉图那本书的英文版标题是“共和”，但你在书中找不到那个概念。共和原本指公共事务，在这意义上，你叫“共和”也未尝不可，但是“共和”在西方的含义非常复杂。在很长的时间里，共和是指非君主制的制度。这个词歧义较多。

所以，到底用什么词来抓住人的注意力，又能体现我们自己的价值取向，我觉得是可以斟酌的。我个人还是觉得民主是一个很好的词，因为更清晰。共和可能讲的是一个公共事物，但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实现，“共和”没有把目标和手段同时揭示出来。对我来讲，民主可能是更好的关键词。

（本文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王绍光在首届思想者论坛政治议题“告别‘自由民主’——西方危机带来的思考”部分所作演讲及答观众问。）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