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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绍光:西方政体话语的局限已经很清楚了
关键字: 西方政体政体思维中国治道中国政道沈大伟中国崩溃章家敦威权政体民主沈大伟说中国马上要崩溃,他前几年写了一本书,说中国就是一个能适应新环境不断变化的威权政体。我梳理了一下,当代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在“威权主义”这个帽子下加了20多个花边,彼此之间还互相争论。我这里仅仅举中国一个例子,你可以举任何国家,都得加花边,不加花边就不行,而且每个人加的还不一样。
民主政体也是一样,哪个地方有开放的多党竞争型选举,就先给它戴一个民主的帽子,这样的话,普京领导的俄罗斯也可以戴这个帽子,伊朗、菲律宾、印度、挪威都可以。但怎么看这些民主都不太一样,所以在民主这个帽子上又要加很多小花边。你会发现有些花边奇奇怪怪的,比如说有些民主现在被叫做“不自由的民主”,有些被叫做“受控制的民主”,有些叫做“有限的民主”,还有些叫做“不民主的民主”。他先要给你戴一个帽子,觉得不戴这个帽子就没有办法分析这个问题,但是戴上不合适又给你加花边,结果花边加多了就导致没有办法进行分析。因此,现在人们会发现西方一些人的话听起来头头是道,再仔细琢磨发现他没说什么,这就是用政体思维去思考问题的结果。
《中国·政道》、《中国·治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现在回头去看,政体思维的局限性就很清晰了,本来任何国家的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复杂的,而政体思维是化约式的,要把复杂现象化约成很简单的事情,我们中国更多是归纳式的。中国也有几千年的政治分析传统,但我对比了西方这种思维方式后,发现中国的思维方式不是这样的。梁启超在1902年就说过,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过西方人这种政体思维。后来写《中国制度史》的吕思勉,1929年写了个小册子叫《中国政体制度小史》(后收入其《中国制度史》),也说政体分析这种思维方式在中国从来没有过。按照当时中国人的认识,西方人有政体思维,我们没有,那肯定就是我们错了。梁启超最初就是这种思维。在我读过的文献中,我认为最早把政体思维引到中国来的是梁启超,他最早讲这个话是在1902年的《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但你再看梁启超的著作会发现很有意思,他把这个东西引进来时觉得很有道理,结果他出去转一圈,到欧美实地考察后发现,按照政体思维,拿帽子对号的时候发现对不上,所以他后来慢慢也放弃了政体思维。
梁启超有一个很简单的认识:中国的政体变了,从帝制变成了中华民国共和制。政体虽然变了,但周围什么都没有变。他曾经说过,从1902年到1916年之间,中国什么都试过了,在政治上都是西方人推荐的东西,多党制也有了,总统也有了,议会也有了,但其他什么都没有变。所以我觉得梁启超也是比较清醒,慢慢放弃了这种思维方式。
那么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呢?我把它归结为政道思维,包括治道与治术。中国古代讲治道的比较多,政道比较少,需要我们来重新定义。
我现在定义的就是,中国在谈政治分析的时候,不是从政体出发分析问题。中国人不从政体分析当然是有原因的,原因何在?我先谈我的一个观察,亚里士多德也罢,柏拉图也罢,谈政体分析的,他们所在的政体都是小政治共同体,规模都非常非常小,比如柏拉图就讲过,一个理想的政体是5070户,就算一户10口人,也就5万多人。当时还有很多城邦都很小,相当于我们的村,大一点相当于我们的镇,各个村之间当然容易对比。中国夏商周的时候号称有三千个国家,到春秋战国时剩下几十个小城邦,再往后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因此中国思想家所处的环境跟古希腊完全不一样。古罗马共和国也很小,一直到古罗马共和国快结束时才慢慢改变,意大利的很多城市共和国都很小,这个环境容易产生政体思维。后来出现的民族国家疆域非常大,人口非常多,用的却还是过时的思维方式。
而中国的思想家本身就是在大的共同体里生活,他不会从政体上、从形式上去考虑。他考虑的是:什么是治国的最高目的,这个叫做道;什么是治国的最佳方式,这个叫做术。先秦儒家、法家、墨家到道家,他们在道的认识上是不一样的,儒家贵民、法家贵君、墨家贵兼、道家贵己。他们的术也不一样,儒家讲的是礼治,法家讲的是法治,墨家有自己的说法,道家有自己的说法,相互之间还有争论。我们今天可能觉得有些很抽象,但在当时都是具体的政治问题。当然以后的统治者也罢,思想家也罢,他们都不会完全严守纯粹的儒家、法家、道家、墨家,汉宣帝就说过汉家治天下,霸王道杂之,各家各派杂糅在一起。
所以说中国古代不管是思想家也罢,历史学家也罢,包括皇帝,都会写大量关于治、道的东西,今天很多人还是用西式的政治体思维方式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但很多时候我们不经意使用的还是政道、治道、治术这样的思维方式。我举一个很著名的例子,毛泽东和黄炎培在延安论民主,毛泽东讲民主,但他讲的不是政体意义下的民主,而是一种政道意义下的民主,这就是他理想的民主制。他从来没有讲多党制竞争,而是讲为人民服务,怎么听取老百姓的意见,都是道义上的东西。所以,《中国·政道》、《中国·治道》这两本书,说到底就是想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顺一点,然后用这个思路来看中国的问题和外国的问题,这就是我写这本书的初衷。
在座的有很多行家,欢迎大家批评,我就简单介绍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者王绍光系香港中文大学教授,本文系王绍光独家供稿观察者网。给观察者网投稿或转载授权请函至:[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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