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之五：颠倒黑白的传记

西方历史学者对蒋介石早已有定论，多认为是“那个失去中国的家伙”（the man who lost China），深信蒋政权之垮台要因在于其自身之无能与残暴；蒋氏退守台湾之后，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期，又建立起令人难堪的右派独裁政权。但是近年来右派势力复起，又故意把蒋介石抬高，于是近年陶涵（Jay Taylor）的英文蒋传《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出版，以“坚毅、忠诚、勇敢、廉洁”来溢美蒋介石；说他在台湾为民主与现代化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大陆的现代化提供了典范等等，都是信口开河，却由著名的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事实之谬误，不胜枚举，如谓辛亥革命时陈其美在上海举事，用的是五色旗；宋教仁在辛亥革命期间，是广州与武汉斗争的英雄；1935年已经有了蒙古人民共和国之类，根本缺乏基本的历史知识。

蒋介石是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重要人物，但陶涵仅对蒋之言行做不同角度的辩解，时而以蒋氏的代言人自居，如谓“他自思是一有道德的、诚恳的儒家基督徒，其动机在谋求中国的统一、现代化与独立多于个人权力的愿望”，甚至一再为蒋介石开脱与洗刷，并将之作为论述的基调，而此基调对西方读者而言，或许有些新意，但对华文世界来说，大都是国民党内正统派、亲蒋派的老调重弹而已。事实上，陶涵曾经得到蒋经国基金会的资助，以及诸多亲蒋人士的口述，而他自己中文能力极为有限，对中国历史又认识不足，颠倒黑白也就不足为奇了。

蒋介石日记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开放，新史料的出现引起研究者的重视，争相阅读，陶涵在其蒋传中也多加引用，但相当多的部分仍然转引自秦孝仪的《“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而秦氏在编辑过程中对原文动过手脚，早为识者所知。但是陶涵却说，曾对照日记与秦编，没有发现主要的不同，又言蒋氏日记为包括“西安事变”在内所有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新见，足以令人怀疑这位作者是否真有阅读蒋氏日记原件的能力，更不必期望他能做批判性地运用。

蒋氏日记不可能是完全隐密的空间，陶涵也承认日记曾经过蒋家人的编辑与删节。再说蒋氏日记原件中诸多自责自励之语也不足为异，原是中国传统日记作者所常为，自我检验操之在我而已。不过手写日记原件确有其参考价值，大可作为深入分析蒋氏性格与内心世界的丰富素材，然不能被日记牵着鼻子走，尤不宜不加论证与分析就引为证据。蒋在日记里大谈宋明理学，存天理、去人欲，并以修身养心自我勉励，就以为他是一个“新儒家青年”，便下结论说儒学对青年蒋介石最大的影响是自律与品格的培养，更由此认为蒋是一负责任、很勇敢、讲荣誉、非常积极有为之人，如此溢美就是被日记牵着鼻子走的好例子。

陶涵同时又不得不提到蒋自小在乡里，就拥有“瑞元无赖”的绰号，“有了妻妾，还要嫖妓”，以及蒋氏生平暴烈的性格，时常殴打发妻毛福梅。陶涵也认同陈洁如所说，蒋染给她梅毒不可能造假。岂不是与所谓蒋代表新儒学的道德力量自相矛盾？

矛盾的还有，他既说蒋在台湾25年仍然是独裁者，却又说蒋为台湾的现代化与民主奠定了基础；既说蒋本质上不是一个残忍或暴烈的人，为了国家的奋斗与生存，有时必需做出残酷的决策，忽然又指出蒋异常的残忍，为报私仇不仅杀了杨虎城，而且连杨的稚子与秘书以及秘书的妻子都不放过，滥杀无辜的妇孺，总不能说与国家生存有关。作者对于这些不一致的论述，全不予处理。更离谱的是，陶涵竟说出：蒋氏父子若能见到今日上海与北京之繁华，必定会深信“他们长期策划的反攻大陆成功了”，因为此乃蒋氏父子“现代中国的远景，不是毛的”！

毛福梅（中）

陶涵对蒋介石与现代中国的认识既甚有限，又不参考学者们已有的研究成果，如蒋介石枪杀陶成章一案早有定论，而他仍要说蒋自己暗示并未涉案，只是负起责任，以免牵连到陈其美云云，又画蛇添足说“当天的报章杂志都未提到蒋氏涉案，可知他不在现场”，却又说民国五六年间，蒋氏见不得人的事迹，颇多与在上海“随青帮从事犯罪活动”有关。

陶涵视蒋为孙中山唯一的传人，虽非新见，但刻意去找孙所以独宠蒋的奇怪理由：“尽管蒋所受教育有限，他是一个思想家，熟知世界事务，例如了然俄国新社会的情况，很早就提出北伐的蓝图。他是一个勇敢而又显然很诚实的人”，认为这些素质是蒋崛起的主要原因，太不着边际了。其实蒋介石崛起的最主要契机是“中山舰事件”，他借此事件挑战当局，是一项极大的政治豪赌，能够得逞主要是由于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不愿与蒋介石翻脸。然而陶涵仍然停留在汪害蒋论，说汪精卫是“反蒋联盟的成员”。此论乃时隔多年之后，蒋介石所坚持的说法。陶涵岂不是蒋介石的代言人吗？

陶涵所述北伐一段很简短，几乎是蒋介石的个人秀，说他如何英勇，因他不信任其他将领的能力，所以才直接指挥下级军官。事实上，当北伐攻势已经取得成功后，蒋才在广州誓师。陶涵也看不到北伐军以少胜多的政治与社会背景，主要得益于反帝的风潮与来自俄国的援助。攻克武汉后，正待大举北上，蒋总司令却回兵江西。陶涵毫无根据说，蒋急于东下江浙是为了稳定武汉、发展经济，但蒋介石日记所云“余决离鄂赴赣，不再为冯妇矣”，才是真话。蒋介石到上海后突然清党，明摆着要清除异己，稳固自己的权力。蒋发动“四一二事变”血腥镇压，与中央决裂，造成宁汉分裂。清党杀戮之惨，早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陶涵却说残暴与险诈双方都有，以淡化蒋氏恶行。陶涵毫无根据说，只有数百共产党被杀，还胡说周恩来与蒋一直互通款曲。蒋自南昌以来，以个人的主见、情绪、利益行事，抗命中央，别立中央诸多事实，显然是造成革命阵营内部分裂的主要人物，而其引退实为再度复出之本。然而陶涵认为蒋之引退是站在“道德高度”，而将自己前途置于不可预知的境地，他居然不知蒋一生引退多次，有哪一次不卷土重来？何“不可预知”之有？

蒋介石建都南京后，大权独揽，陶涵不能否认独裁的事实，但力言法西斯既非蒋之手段也非目的；他不否认“蓝衣社”，但说它不同于希特勒的“棕衣社”，辩称希特勒有特务二百万人，而“蓝衣社”于1938年解散时只有三百人。蒋介石的特务何时解散过？戴笠为蒋从事特务工作，超过十万人的军统，蓝衣社怎可能只有区区三百人？又说蒋于1932年称颂法西斯的秘密演讲是日本人的宣传。他不能否认特务谋杀杨杏佛、史量才等知识分子的具体事实，却说蒋可能不曾下令杀这些人，或戴笠事前未征得蒋之同意云云，又说蒋即使会杀人，也是为了“中国的生存”，又说共产党比蒋更残忍，更进而说蒋之南京政府乃自太平天国以来最有权威的中央政府，都是颠倒黑白、信口开河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