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西战争首次展示帝国主义的肌肉，在群情激愤下，一战而胜后确立了美国的世界霸权，获得了菲律宾，使美国的势力伸张到远东。然而却有美国人认为将菲律宾从残暴的西班牙解放出来是他们的“责任”，那责任是美国命定要使可怜的菲律宾人接受文明与基督教。事实上美国于二十世纪之初在外交方面高度推崇“海权论”，并向太平洋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据有夏威夷与菲律宾两个殖民地之后，无疑已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

美国虽于美西战争后成为西太平洋的新兴强权，但欧洲与日本等帝国主义国家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划分了势力范围。美国对华北、东北与朝鲜兴趣较大，不免与占有先机的俄、日有矛盾，同时也关心如何保障八千里外的菲律宾殖民地，遂想在亚洲复制对中南美行之有效的“大棒”政策，参与了八国联军之役。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于1900年两度宣布“门户开放说帖”（OpenDoor note），要求维持中国领土完整，貌似正义，但其主要目的实在“利益均沾”。

假如列强瓜分中国，关闭其势力范围，美国便无利益可沾。但美国的主张孤掌难鸣，中国又无力配合，只能与列强玩合纵连横的帝国主义游戏。威廉斯称之为“门户开放的帝国主义”（OpenDoor Imperialism），目标就是为了夺取海外市场，因为这是美国的国内经济繁荣和政治稳定所不可或缺的因素，门户开放政策就是要在尽量不进行战争的情况下使美国的政经权力推向全球，获得广阔的世界市场。

日本自明治维新后崛起，先后打败中国与俄国，加入帝国主义俱乐部。美国在日俄战争期间还偏袒日本，之后由于利益冲突，美日关系逐渐变坏。日本利用欧战在亚洲大举扩充实力，先提出《二十一条》，欲在中国取得特殊的地位，又发动“九一八”事变，不仅违反1929年的非战公约，更关闭了整个东三省的门户，美国仅以消极的“不承认”应之，接着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全面入侵中国，美国也未因破坏中国领土与主权完整而对日强硬制裁，直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祸及自身，才全力反击，才有太平洋战争。所以美国并不能真正将其使命感的崇高理念付诸实施，必要时并看不到自命的道德与正义，最实在的还是考虑本国的国家利益。

疲于奔命的美国霸权

美国于二战结束时，可称环球一哥，独领风骚，军备固然首屈一指，经济产量也高占全世界的百分之六十，主导战后新秩序势所必然。美国的使命感也随所负责任之大增而强化，欲将战后世界变成美式民主自由的世界。此一弥赛亚情怀一方面要终结公然以侵略与剥削为目的的老牌帝国主义，不仅德、日法西斯帝国灭亡，战胜的大英帝国与法兰西帝国也难以继续，大英帝国变成“大英国协”，法国海外殖民地也丧失殆尽。但美国却以其战后经济实力，缔造掌控全球的金融帝国，以美元与军力为后盾，称霸世界。

另一方面，由于意识形态的差异与战时盟友反目，将共产主义政权视为邪恶势力，导致美、苏长期的冷战。美国深度介入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尽管都是他国内战，美国却认为必须要遏止由苏联幕后主导的共产主义扩张。结果朝鲜战争成为美国第一个打不赢的战争，徒劳无功。越战更成为历时最久而输得最惨的战争，除了给越南造成无尽的苦难，美国也死了近五万人，花费五千亿美元，既损人又不利己，毫无正当性可言。

冷战结束后，苏联瓦解，美国成为独步环球的唯一超强，当年的老布什总统曾说，人类将同享和平红利，何等美好。但美国所主导的后冷战时代已过了四分之一世纪，世界并不和平。美国居然又深度介入中东与中亚的战争，不再是反共产的“正义”之战，而是与伊斯兰国家的“文明之战”，其根源则是扶助以色列在巴勒斯坦复国、立国。犹太人历经沧桑，二战期间遭纳粹屠杀六百万人，有其刻骨铭心的悲情，但巴勒斯坦并非无主之地，岂能据为己有而后在此复国？

当地人反对，即以武力与驱逐的方式处理，造成无数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长年居住于难民营中，难民营遂成为仇恨的渊薮，在那里成长的一代又一代的人，都是参与恐怖主义的候选人。美国将以色列视为中东的盟友与基地，大力军援与经援之外，无论在安理会或以巴战争，都刻意偏袒。在阿拉伯人眼里，以色列无异于美帝的鹰犬，所以除了与犹太人长期斗争之外，不惜用恐怖手段攻击美国。最怵目惊心的是纽约双塔遇袭，伤亡数千人之多。

事后美国对阿拉伯人为何要采取玉石俱焚的激烈手段，基本上未做反省与深思，而以人道主义与打倒专制为名，积极采取赶尽杀绝的报复手段。报复之余，问题并未解决，恐怖事件仍然层出不穷。中东问题本已无解，却又制造新的问题。伊朗革命推翻亲美政权，美国仍然不惜保护被推翻的伊朗国王，导致使馆被侵占，两国绝交，又在两伊战争中偏袒伊拉克，导致百万人以上的伤亡。

战后伊拉克借故攻占科威特，美国组联军驱走伊拉克，师出有名，但数年后小布什总统当政，却又借故攻占伊拉克，自认为推翻萨达姆(Saddam Hussein)独裁后，自由民主的高尚目的便可以在伊拉克实现，其结果使伊拉克分崩离析，动乱不已，最后不负责任地铩羽而归。更有甚者，又煽动中东“春天革命”（Spring Revolution），想一举使中东国家民主化、自由化，结果更是一团糟，不仅战乱不已，民不聊生，而且冒出更加穷凶极恶的恐怖集团“爱杀师”（ISIS），不仅滥杀无辜，而且手段残忍。岂不是天大的悲剧？今日犹目睹二战以后欧洲未见之大难民潮，孰令致之？美国在“道德上的自负”（moral pretension），反而造成极不道德的后果，眼见中东人民的苦难，谁能无动于衷？

美国赢得冷战，已无敌国，原可按自诩的高尚使命感，领导和平与和谐的世界，让人类共享由和平带来的红利。孰料美国没有敌国，却要制造敌国。冷战期间，“北约”与“华沙公约”（WarsawPact)，紧张万分；紧张关系于冷战后结束，“华沙公约”解除，然而北约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不断东扩，甚至要乌克兰加入，直逼俄罗斯边境，导致俄国总统普京强力反制，借机收复克里米亚半岛（帝俄时代原属俄国，苏联时代始划入乌克兰）并介入乌东内战。美国又自认站在道德的高度，谴责并制裁俄国，全不理会谁是始作俑者，自不免引发北约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不断相互军演威吓，天下得不到太平。

美国于冷战时期，借中苏交恶联中制苏，加速苏联的解体。中美建交后，关系并不顺遂，要因美国又以其“道德的自负”，以人权干预内政，欲以民主自由来改变政权。即使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于三十年间经济快速成长，亿万人生活得到改善。以道德自负的美国，少见其喜，多见其忧，虽说欢迎中国和平崛起，实则处处遏止，甚至不惜挑衅中国主权的红线，以及鼓励日本极右翼势力，默许废止和平宪法，更加强美日军事同盟，明言对付中国，激化东海、南海问题。号称“亚洲再平衡”的军事战略，其实又在制造地区动乱与冲突。

最令人难以索解的是，在后冷战时代美国还要搞军事同盟。略读史书便知军事结盟，相互对峙，乃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要因。美国拉帮结派，不断提升军备，难道还在准备大战？略有常识者皆知，核大国之间不太可能发生战争，在冷战时期美、苏在古巴危机一触即发的战争，最后化解于无形，即因双方皆知核战无赢家。美国要在亚洲再平衡，又如何跨越核武“恐怖平衡”的雷池？既然不可能，又一再要与俄、中等核大国为敌，除了虚张声势、制造事端之外，只能图利军火商，将和平红利移作巨大的军火红利。

美国耶鲁大学史家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于上世纪末叶研究五百年来帝国的兴衰，认为经济与军力关涉到兴亡。国家须按其经济资源发展军事，但发展军力的花费，即使再雄厚的经济体，也难以无限制地供给。尤其当新兴经济强权兴起时，势必取代旧的经济与军事霸权。中国大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一心一意发展经济，近又提出一带一路宏伟的经济计划，积极欲与美国建立双赢的大国关系，而美国却要增强军备来遏制中国，并以日本为马前卒，张其声势，来刺激中国，然当今中美关系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安能不考虑投鼠忌器？

中国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记忆犹新，值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时，印象必更为深刻，历史与现实相遇，旧仇新恨，情何以堪？难免不会引发反对美日帝国主义的情绪。美国感受威胁之余，必然更加整军经武，又回头走军备竞赛的老路。按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之说，美国经济已难荷负军费的开支，中国又是美国的最大债权国，美国霸权走上不归路，岂能久乎？

结语

早在1903年欧洲人斯特德（William Stead）就有“世界将美国化”之预言。美国化确已相当普遍，美国至今仍认为世界由其管控才感到安全，彻底美国化才是使命的完成。美国化固然有异于古典式的帝国主义，并不是赤裸裸地靠武力征服与政治统治别国，而是在神圣使命感的激荡下，借由思想、文学、音乐、电影、饮食、科技等文化渗透，以及间谍监听、操弄外国政府与干预别国内政，以便达到美国化的最终目的。就此而言，美国化可以说是一种“隐性帝国主义”（covert imperialism），自然要比老牌的“显性帝国主义”（overt imperialism）高明得多。君不见当今许多国家与地区望风向慕而浑然不知，不知美国在道德上的自负产生莫名的“政治褊狭”，以其强势，炫耀武力，挥舞大棒，却自认是为了执行普世价值的正义行为，如在中东以推翻独裁，推行自由民主为己任，却造成无可否认的事实：失控的混乱与人道灾难。美国的有识之士早已洞悉美国一意孤行的外交，可称之为悲剧。更有学者指出，美国于二战后五位总统持续的错误政策使得一连串的错失成为无可避免的希腊式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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