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教法官监国”体制在什叶派思想史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伊朗什叶派主流地位的巩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公元16世纪初萨法维王朝的建立，及其推行的“什叶派十二伊玛目派”为国教的政策。随后的数百年间，伊朗什叶派教士在国内司法、教育、文化、社会乃至行政领域，逐渐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尽管什叶派和逊尼派同属于伊斯兰教，并且在历史上很长时间内，无论是逊尼派和什叶派的教士都或多或少拥有独立于政治世俗权力的宗教自主权，尤其是以清真寺为核心，以慈善、教法等建立起来的相对独立的体系。

但是在对待世俗世界关系上，什叶派（尤其是伊朗什叶派）有着不同于逊尼派教士的、对于政治权力更多的介入。这与什叶派在伊朗的发展轨迹，尤其是16世纪之后与逊尼派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所处环境不尽相同有关，什叶派教士相较于奥斯曼帝国的逊尼派教士，拥有更大的自主权。从根本上讲，什叶派信奉的“末日伊玛目回归”，尽管带有浓厚的弥赛亚色彩，但也暗示着什叶派教士自身的“使命感”，在某些方面始终否定现实政治权力的“最高权威”，因而能够通过相对自主的宗教力量来影响世俗权力。因此伊朗什叶派教士“监管”世俗权力，形成了独特的“教法官监国”体制。

伊朗人口与宗教分布

在1979年伊斯兰革命成功之后，“伊斯兰”元素在伊朗国内的比重不断增大。比如在行政领域，所有政府官员需要参加伊斯兰教考试，测试是否效忠国家；在立法系统，伊朗在建立了国民议会的同时，还成立了宪法监督委员会（简称“宪监会”），“使伊斯兰议会通过的决议不与伊斯兰法规和宪法相违背”；在司法方面，伊斯兰教法成为了几乎唯一的合法性来源，1982年伊朗最高司法委员会废除了1907年以来“非伊斯兰”法律法规，使得伊斯兰教法成为了伊朗司法的唯一合法性来源。

伊朗1979年革命后的国家建设，其很大程度上有两种相互“角力”的政治力量，一种是希望“回归”什叶派教士心中完美的“伊斯兰世界”，认为一切社会问题都是源于人们的“无知”和外部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因此需要更加大力的推行伊斯兰教，加强自我封锁，这也就暗示着伊朗必须更加“独立自主”，继续大力推动伊朗国内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革命”，也就是霍梅尼所说的“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即使在面临美国经济制裁，哈梅内伊也提出过发动“经济圣战”来对抗封锁。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拜谒已故领袖霍梅尼陵墓

但是另一方面，面对许多现实的问题，比如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档案处理、人民管理等等专业问题，伊朗和其他诸多“后革命时期”的国家一样，需要诸多专业技术干部。而且热情满满的口号，无法解决现实中存在的腐败、贫富差距、高失业率等一系列问题。因此，伊朗从政治权力设置上，就体现出了“革命-专业”这样的平衡设置。

从十二伊玛目派逻辑上，最高精神领袖是“隐遁伊玛目”和世间的“代理人”，因此其权力也就需要“人民”来冠名。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受到“专家委员会”的选举和约束，“专家委员会”成员都是学识满满的伊斯兰教士，由伊朗人民选举产生，在这里，最高精神领袖的权力和人民权力形成了统一。在最高精神领袖之下，则有作为国家立法来源的“议会”和行使行政权力的“总统”和“政府”。但是这些机构受到了来自“宪法监督委员会”、“国家利益委员会”（负责协调宪法监督委员会和议会之间关系）以及“司法总监”（司法最高长官）的制约，而这些机构的领导人，都受到来自于最高精神领袖的直接任命（或者部分任命），也就是说，最高权力来源于人民，由最高精神领袖代表，而最后归于最高精神领袖。

伊朗大选即将来临，但也受到了外部干扰，尤其是特朗普将会在总统大选日当天开始自己的中东之旅。如果特朗普在出发前，就美国-伊朗关系或者美国中东政策发表相对敏感的讲话，那很可能会帮助伊朗国内强硬派和保守派获得选票。从这个意义上讲，特朗普也在不知不觉中参与到了伊朗大选之中。

伊朗总统大选即将拉开帷幕，其结果无疑将会对未来伊朗政坛乃至整个海湾中东局势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对于伊朗人民来说，切身的生活条件和更多的经济实惠，才是最为关心的问题。能够带来社会经济发展的人，才是伊朗当前民众心中最合适的总统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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