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改善治安形势和保障政治表达的矛盾：民众和各政治派别一面频繁上街静坐、游行、械斗，一面又谴责执政者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没有成效。内政部一旦禁止游行、驱散示威者，就会被扣上独裁专制的帽子；而当警察避免介入时，又会被指责保障公共安全不力。

在重重矛盾中，实现政治和解、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治理的希望越来越渺茫。革命两年后，有人说突尼斯又回到了本•阿里下台前夕的状态，亟需一场新的革命。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国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的作用日益凸显。在这里需要明确的是，这些组织并非像一些评论者所形容的那样，是介于执政者和反对派中间的调停人。事实上，它们本身就是反对派。制宪议会选举结束伊始，总工会和律师协会的人就说：在革命中起关键作用的是我们，选举中胜出的那三个政党没发挥什么作用，不过是花架子而已，他们一点儿也不革命！当过渡政府推出经济改革方案时，总工会表示，劳动者的报酬和福利迟迟得不到增加，执政者的紧缩政策已把国家带入了完全错误的方向，这是一个和革命主旨相背离的方向，一个亲西方、反人民的方向。

如果说上述这些言论不过是打嘴仗的话，2013年的两次暗杀事件则推动四个组织联合起来向政府示威，展示了它们作为政治反对派的强大威力。2月6日和7月25日，极端分子杀害了两个反对派领导人。事后，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发起覆盖全国的罢工罢业，谴责伊斯兰党派主导的政府和恐怖分子沆瀣一气。罢工使包括公交和民航在内的服务中断，经济和社会运行瞬间停滞。

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街头示威者

面对持续升级的冲突，三驾马车的执政联盟起初拒绝妥协，坚持认为既然赢得了选举，就要把执政的使命履行到底。然而到6月底，埃及发生了政变，反对派联合旧政权将民选上台的穆斯林兄弟会打入冷宫。面对埃及的前车之鉴，三驾马车担心重蹈覆辙，遂同意与反对派缓和关系，进而保持政治实力，以图东山再起。与此同时，西方国家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对突尼斯政府施压，以终止贷款和援助为手段，敦促执政者和反对派妥协，结束伊斯兰政党独大的局面。而另一方面，对反对派来说，埃及政变后的混乱局面和治安急剧恶化让突尼斯民众和反对派逐步意识到，国内政治冲突必须通过对话方式和平解决，暴力抵抗只会使国家陷入更多危机。

在这样的背景下，总工会、雇主联盟、人权联盟和律师协会联合发起全国对话，三驾马车则甘愿就坡儿下驴。事实上，但凡执政者想要国家局势恢复稳定，也必须请四方联盟出山，主持和解工作。因为大大小小的示威游行都与这四个组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主动提出和政府对话寻求共识，有助于消解愈演愈烈的反政府浪潮。当然，四方联盟，特别是全国总工会，也确实为全国对话设计了一套较为合理的框架和流程，既考虑到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又兼顾了反对派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2013年10月末，面对会议室内四方联盟的压力和门外示威者的逼宫，三驾马车正式同意让位，并推出新的过渡路线图。至2013年底，政府和反对派敲定了过渡步骤。2014年初以来，新宪法起草完成，获高票通过；议会和总统选举相继举行。2015年1月，革命后的首届正式政府宣告成立。

突尼斯革命后，政治过渡历时四年，总算是有惊无险。其中，四方联盟及其主导的全国对话确实发挥了关键作用。但突尼斯之所以实现政治和解，并不能归因于这四个组织的一家之功，而是与当时的地区形势、西方压力，乃至突尼斯的基本国情（有限的国土和人口，较单一的民族和宗教构成，军队的中立传统等）息息相关的。四方联盟虽是推动政治过渡的攸关方，但它们的调停努力显然不像一些评论家所形容的那样公正无私。在诺贝尔和平奖上，西方从来就是双重标准，就像颁奖给中国的刘某某和达赖，西方只按照他们的思维为其他国家各个政治角色贴标签，强行将复杂事物描写成童话故事，只有我方好人和你方坏人，不仅让外人看不懂，恐怕他们自己也要乱了阵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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