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开拓出了新的学术视野，奠定了新的学术研究范式，展示了新的学术气象和风格，并促成了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冯友兰、顾颉刚、陶希圣、罗尔纲、吴晗等一批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开始信奉唯物史观并以之从事学术研究。

对于“唯物史观在30年代初像怒潮一样奔腾而入”的学术奇观，当时政治上、学术上都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适也不得不承认：“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开许多生路，这都是这种学说所涵意义的表现……这种历史观的真意义是不可埋没的。”

胡适 图/CNR

唯物史观的巨大影响，不是人为主观拔高的，也不是短时间形成的，而是在相对开放争鸣的学术环境中，经由多次论战和多重挑战脱颖而出，才为学术界所接受和认同。然而，当前追捧“民国范”的人，往往不提唯物史观在民国时期的巨大影响，这是非常片面的。

民国学术的局限性

问：民国时期的学术虽然有一些首创性的成果，但很多方面仍不成熟。民国学术的局限性主要有哪些体现？

汪朝光：时人所论的民国学术及其“大师”，绝大多数出自人文学科，且多半是专治中国传统经史文哲学问的人文学科，较少社会科学领域的名家。为什么？这是当时动荡不宁的时代环境所造成的。

学术研究需要持续而稳定、能够让学者潜心其中的社会环境，需要经费和资源的投入，但民国时期是战乱频仍、社会动荡、经济匮乏的时代，学者很难得到这样的环境。因此，他们产出的研究成果多半只能局限在更依赖于个人创见和悟性、依赖于本土文化素养乃至于语言的人文科学，而很难兼及需要更多投入和集体协作的社会科学。相较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那时不具备发展的条件。这是民国学术发展的先天不足和短腿之处。因为这样的不足和短腿，再来谈什么民国学术的“黄金时代”，确有其高估之处。

再者，因为民国时期的战乱和动荡以及各种条件的欠缺，即便是人文科学研究，其已有成果的取得较其应有成果的取得也不能不打折扣。以历史研究为例，中国的历史学素称发达，历朝历代延续修史传统，形成“二十四史”，这是研究中国历史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史料。但“二十四史”形成时间长达两千余年，版本不一，没有标点，缺乏注释，为后人的阅读理解带来不少困扰。为“二十四史”作点校本可称历史研究的基础工程，但这样的工程在民国时期由于种种条件限制而无法提上日程。

直到1949年以后，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历20余年而最终完成，成为中国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顾先生民国年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