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9·11事件之后，整个世界便被美国拉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反恐战争中。15年过去了，世界似乎走入了反恐战争的怪圈：恐怖组织越反越多，发动的恐怖活动一次比一次惨烈，人们对恐怖组织也越来越畏惧。也许从一开始，这场由美国领导的反恐战争就是错的？本文作者法伊特·赛尔克从国家权力的角度解释了为何以国家名义发动的反恐活动收效甚微，对待恐怖分子靠的不仅仅是武力，还需要依赖警方和法院开展的防止犯罪的斗争。这些解读也许能为读者提供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9·11恐怖袭击事件之后，美国总统乔治·W·布什号召发起了“反恐战争”。自此之后，一再听到有人像他一样把反恐喻为战争。此番面对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恐怖袭击，人们又一次采用了这种说法。例如法国总理马努埃尔·瓦尔斯在比利时恐袭发生后断言：“我们已处于战争状态。”

在笔者看来，这种提法颇具误导性，因为一般在战争中会采取军事行动，而这种提法中的国际恐怖主义并没有运用相应的战争策略。尽管有时候恐怖主义是战争中会运用的一种手段，尽管很多极端伊斯兰教袭击者都与发动战争的所谓“伊斯兰国”有联系，并以他们的名义进行恐怖主义袭击，但是这些由团伙、网络和个人发动的恐怖主义袭击并没有军事组织和根据地作为支撑，它们在西方国家中引起恐慌和媒体的关注，却同拥有根据地的军事单位发动的袭击有着本质的区别。

巴黎恐袭之后，奥朗德声音颤抖地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在战争中使用暴力从本质上讲具有工具性功能，其目的在于造成人员伤亡——不只是敌对方的人员伤亡，往往还包括平民。战争中暴力活动的组织和实施都由军队来完成，以此来消灭和削弱敌对势力、动摇他们的军心并战胜他们，最终目的在于取得胜利，结束战争（还有一种情况，例如像游击战这种形式，目标是至少不会输掉战斗）。

而非国家性质的团伙、网络或个人实施的恐怖主义袭击虽然目的也是造成伤亡，但是本质上发挥的是一种交际符号性的功能。它们针对的群体是公众，目的在于传递信息，向潜在的支持者展现自己的实力，给被袭国家的人民带来恐惧、慌乱和不安全感。

有时这类恐怖主义手段可以作为战争的准备。可能对于一些极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来说恐怖袭击也是一个长期的目标。他们企图将叙利亚、伊拉克以及其他国家发生的内战扩散向全世界。笔者认为，如果将恐怖分子的袭击列为战争行动的话，便是在向他们及其潜在的支持者表示，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极端伊斯兰教恐怖分子的短期目标在于，防止和削弱非穆斯林国家在穆斯林地区的军事干预和政治影响。同时，他们袭击漫画家、讽刺作家、音乐俱乐部的观众以及机场和火车站的旅客，意在向整个西方的生活方式宣战。想要应对这一宣战，靠军事手段是完全不行的。

恐怖主义同一般的犯罪行为也不一样。同犯罪行为作斗争，只靠警察、法院这些法治国家的司法代表就够了；而恐怖主义，就像政治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Herfried Münkler）强调的那样，属于“第三类”。同普通的犯罪行为相比，恐怖主义具有政治诉求，由始至终是为了争取合法性。因为恐怖分子要求自己成为合法正统的反抗力量，同时他们向保证一个国家合法性的核心功能——保障安全的功能——发起挑战。

巴黎恐袭后，救援人员在巴黎十区的一间餐厅外抢救伤者，地上放有多具尸体

西方思想史上关于世俗国家权力机关的合法化理论始于托马斯•霍布斯，其根本观点是，国家履行保护臣民的义务而臣民顺从国家的意志，此为合理。也就是说，一个国家只有有能力保护它的人民、保障人民的安全，才是合法的。当然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说的安全不是深牢大狱里的那种安全，而是能够保障平民生活的安全。

平民生活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私人生活，笔者指的是美国《独立宣言》中提到的享有“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即能够安全、自由地追求个人的目的和目标，按自己的方式实现个人的幸福；另一个方面是公众生活，即美国《宪法》前言中的著名短语“我们人民”所表达的含义，与个体公民的私人生活相比，这里的公众生活所指的是公民的整体，所有公民在公众生活中管理公民共同的事务。国家的职责在于保障公民生活的这两个方面，如果无法实现便丧失了合法性。

极端伊斯兰教的非国家性团伙实行的恐怖主义便针对平民生活的这两个方面。他们对平民、官员或者重要的基础设施展开恐怖主义袭击，利用这些不可预见的袭击引起媒体广泛的回应、造成不安全的气氛。另一个目标是以此刺激遇袭国政府采取过激的应对、报复和监控措施。他们的算盘是：通过恐怖袭击及其后续反应壮大支持恐怖分子的队伍；另外，利用官方采取的更严厉的监控和报复措施来煽动人民对政府的不信任，损害政府的合法性，从而达到荼毒公众及私人生活的目的。因为政府加强监控、采取报复措施、提升防恐力度可能会将发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降到最低，但是却不能完全避免袭击的发生。政府越是像监控政府的方向发展，甚至自己变成令本国和他国人民生畏的恐怖政府，越是广泛地追捕和刑讯，国家权力机关不受控制，它造成的恐怖气氛越多地干扰公共和私人生活，国家便会丧失更多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