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两会即将接近尾声，我也已经离开中国回到英国。每年两会都会邀请各国记者来采访报道，无论是小组讨论还是记者会、发布会，都能看到国外记者的身影，中国的两会也成了全球的盛会。而且每一年，都会有新的惊喜出现。

十多年前，我作为境外媒体的记者第一次采访两会，首次目睹了两会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政治协商制度代表着民众支持和政治和谐，随着改革开放后中国与国际接轨，两会对于国家合法性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同时也是每年一次外国媒体了解中国政治的重要窗口。

境外媒体越来越关注两会

我第一次进入人民大会堂是80年代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那时候我所在的学院派车将我和学院仅有的三名少数民族学生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了一次民族团结表彰会议。我第一次看到了在画报和电影中看到多次的人民大会堂内景，巨大的壁画和大会堂独具特色、灯光闪烁的巨大屋顶。也是在那次，我远距离见到了当时的国家副主席乌兰夫。

2004年，我作为记者去人民大会堂采访，我第一次有机会楼上楼下各处走走，参观了好几个以省市或地区命名的厅，包括北京、新疆、西藏、辽宁等，里面陈设的专门为人民大会堂定制的巨幅名家书画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对于了解中国历史和政治的人来说，人民大会堂除了宏大的建筑风格外，还具有特别的历史感，因为那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领导人出席活动和许多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地。

其后我又有机会3次去北京参加过两会报道。亲眼见过不少中国社会中的名人和杰出人物，并有幸向其中一些人提问，也有机会采访相关学者和官员，探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问题。

随着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国际影响力不断提高，境外人士对中国人大制度的理解也和对其他方面一样，有不断调整和重新认识的过程。十多年前，境外记者团采访两会的焦点，总体是从西方对中国人大“橡皮图章”的程式理解出发，选定采访和准备提问，对境外各自媒体的受众做报道。

十多年前境外记者去北京报道两会，基本套路是在“民怨沸腾”的大背景下，将其描述成每年上演一次的“政治秀”。当时像申纪兰这样最资深的农民代表成了外国记者追访的对象，借以强调人大代表同西方议员的差异，强化人大是“橡皮图章”的信息。

当时也是中国大规模城市化建设的初期，城市改造扩建中的许多问题也成为境外媒体热衷报道的题目。拆迁抗议和来京上访是境外媒体编辑喜欢让现场记者报道的。那时候许多不太了解中国、甚至不懂中文的外国记者刚到北京，就知道去北京上访者居住的郊外村落找素材。

在对中国经济和社会状况做分析的时候，“看空”的评论家会成为西方记者的首选。另外一些民间的环保和权利NGO、盲人抗议律师陈光诚也会受到境外记者青睐。这样的报道容易得到境外媒体总部编辑的肯定，比自己挖素材、找新角度报道更保险。

记得过去每年人大结束后总理答记者问，西方国家记者相互之间一般都私下事先沟通协调，大家虽然都争相提问，但每个人得到提问机会后，一般都会按照事先商定的、他们认为有新闻价值的内容提问。西方常驻中国记者的工作和生活条件往往优于他们在母国的条件，大量新闻制作可以由当地雇员代劳，记者的生活和社交主要集中于在华外籍人士社区，相对隔离的环境无助于他们突破成见，用新眼光了解中国。

近年来，随着境外对中国报道的增加和深入，境外媒体的两会报道也越来越多地突破过去的程式，开始更多聚焦中国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热点问题，满足各自国家受众群体更多了解中国的需求。

2011年我在人民大会堂报道时就听一位美国记者私下说，他不同意西方对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橡皮图章”的理解，因为据他了解，每年一次人大会议的背后，是全国人大不同委员会所做的大量实质性立法准备工作，人大会议期间的重要讲话和文件为美国媒体了解和报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运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今年两会，在习近平担任最高领导人两年后，也是中国反腐行动持续保持高压的时候召开，因此媒体自然希望透过两会得到更多的实质讯息。从会议期间的记者会播放内容看，政府重要官员在回答媒体提问方面似乎下了更多功夫作功课，而且没有回避尖锐问题。

相比过去，近年两会上各个行业不少具有专业背景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许多针对性强的提案和意见，并经境内媒体报道引起社会关注。例如今年贵州大学校长郑强坦率地提到教育公平问题，他建议中央财政的教育投入不应忽视中西部不发达地区。郑强言辞犀利，媒体照报不误，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尽管如此，历次两会记者热衷追逐明星名人依然如故。在每年一次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会议中，明星名人成为媒体报道头条的现象可能是中国特色。境外媒体，或多或少也受到境内媒体报道的影响。对于两会乃至整个中国事务的报道，国内媒体的高质量文章和深度报道也会促进境外媒体真实展现中国，减少对中国的格式化报道和舆论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