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些冲突结束后的动荡日月里，有关民主和自由的承诺变得难以兑现。不少小说家将沮丧和恐惧的情感注入末世传奇中。Mohammed Rabie的小说曾描绘过这样一幅场景：2025年的埃及，一名前警长加入了反抗神秘统治力量的斗争。

Rabie表示，创作这部小说，就是为了反映虽然2011年的街头暴动结束了穆巴拉克长达30年的统治，但民主的倡导者却持续面对失败的痛苦。鉴于现今世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类比埃及今日的社会，Rabie决定将故事的时间设定在不远的未来，这样他书写起来更加自由，也不会造成隐射埃及现任政府的印象。

Nael Eltoukhy创作于2013年的黑色讽刺小说将故事设定在2064年的亚历山大，彼时满城犯罪肆虐。作者说，未来的表层最能够反映埃及疲惫不堪的心态。

“特别是革命后的埃及，事事都糟糕透顶，事事又荒诞无稽，”Eltoukhy说，“我认为，现在比穆巴拉克时期还要坏。”

读者广泛欢迎这类阴郁的未来书写，不少小说受到批评家追捧，甚至成为畅销书。出版社表示，这些作品成功吸引了公众注意力，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作品本身散发出的集体性沮丧。

然而，与当下反乌托邦情绪相比，彼时“阿拉伯之春”刚过没多久，文坛一片欢欣鼓舞，许多作家要么出版振奋人心的回忆录，要么让积压箱底多年的手稿重见天日。

埃及著名作家Ahdaf Soueif和Mona Prince便写下了第一手反映2011年发生在开罗解放广场暴动的非虚构作品。叙利亚作家Samar Yazbek出版了记录国内骚乱的日记。一大批新生代作家从市民反抗独裁统治的场景中找到了创作灵感。

喧嚣的阿拉伯之春

“革命经历让人意识到，你突然可以发声了，而且你的声音有分量、有意义。”埃及记者 Yasmine el-Rashidi说。她的处女作《去年夏日纪事》讲述了一名生活在开罗的年轻女性，在历经穆巴拉克统治以及新任政府辖制后，政治意识日渐觉醒的故事。该书下月将在美国出版。

革命后的岁月里，上述乐观精神开始萎靡，执政当局也开始压制有关政治的创新表述。在沙特阿拉伯，由于宗教政权认定Ashraf Fayadh的诗歌亵渎神灵，他去年判处死刑。在国际声援之下，他的刑期被减至8年，外加800下鞭刑。

在埃及，现任总统塞西关闭了美术馆，查抄了被其视为具有争议性的图书手稿。去年，负责风俗教化的官员没收了400本《自由之墙》。该书展示了埃及街头政治运动，被当局裁定为“挑唆叛乱”。

“我们对于我们的出版物非常担忧，”一家阿拉伯出版社社长Sherif-Joseph Rizk说，“如果被禁了，肯定会赔钱。”

尽管埃及2014年宪法明文规定保护言论自由，但执政当局还是将利箭射向个别作家和艺术家。小说家Ahmed Naji因其实验小说《生命的用途》中出现露骨的性描写而被以妨害“社会风化”罪判处两年刑期。许多人担心，这样的结局会导致更多的自我审查出现。

“‘阿拉伯之春’让人们不再害怕，给予人们机会表达自己的想法，”Abdel Aziz说，“如今我们又回到了镇压年代。”

Abdel Aziz很担心日趋严格的审查制度，她的不少朋友已被投入大牢。她自己也曾因参与游行示威被三次逮捕。不过，她认为，活在恐惧中是徒劳无益的。

“我不再感到害怕，”Abdel Aziz说，“我不会停止写作。”

编译/观察者网 冯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