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也有过类似的教训，东亚邻国韩国就经历过取消中学入学考试和再恢复民办学校选拔招生自主权的轮回。如果教育部门能够建立合理的学生水平评估体系，学生可自愿参加不同难度、不同特色的评估考试，不同学校可以根据办学特色参考不同类别的考试成绩或等级，当然，大部分公办学校仍可以继续直接入学。掌握了标准，就有了事实上的指挥棒。当官方的教学评估标准真正主导了教育的时候，学而思们最被诟病的小升初“超前教育”也就没有那么大的市场了。

有效的官方评估标准是教学标准真正落实的保障，这并不是要鼓励应试教育，更不是要激化竞争，而是将竞争控制在一定设定的范围内，防范竞争提前太多，走向极端，走向疯狂，毕竟对优质教育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学习并不轻松。

可以比较的是，在具有官方评估标准的初高中阶段，“超前教育”问题并不突出，校外培训是真正的“影子教育”，是官方教育标准下的影子。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制作发布的《2016年基础教育发展调查报告》统计，根据学而思培优网站公布的开班列表，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学而思开设小学阶段辅导班次7万多个，比初中（4万个）与高中（1万个）之和还要多。显然，初高中阶段参加培训的比例大大低于小学。

这就是所谓的义务教育“平等化陷阱”。为了追求义务教育阶段的平等，但实际上可能制造了更大的不平等，也付出了更大的成本。只有那些经历了不停奔走在“密考”、“奥数竞赛”路上的家长和学生才知道其中的心酸和荒唐。

重演日本宽松教育？

1976年12月18日，日本发布《关于改善小学、中学及高中的教育课程基准》，以其为标志，开启了日本中小学为减负而实施宽松教育政策的起点，日本中央和各地教育主管部门随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公立学校去重点化及学生报考公立中学按片区随机入学的政策也在其中。

在“宽松教育”政策下，优质教育供给，特别是优质中学由公立向私立转移，民办中学的比例是民办小学的7倍。只要经济能力允许，重视教育的父母们都会积极地送孩子去校外培训班，让孩子考入私立学校就读。要读上好大学，就要上私立学校，报读校外培训机构（日语称学习塾或进学塾），这几乎成为日本家庭的一种普遍常识。根据文部省官方调查显示，日本中学生上校外培训学校的比例从1976年的38％上升到2007年的65％。宽松教育直接导致了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的两极化发展和校外培训市场的蓬勃。

40年后，经历了多年的争论后，2016年5月10日，日本文部科学大臣驰浩宣布，日本将实行“去宽松教育”，将朝着“教育强劲化”的方向发展。显然，这意味着日本正式宣告“宽松教育”失败了。

一衣带水的中国或许正在重复日本的道路。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公平取消小升初考试，造就了大城市民办初中的繁荣，民办教育成为优质教育的代名词，无可否认，公办学校已经开始“衰落”了。上海2015年中考成绩排名，前十名均为民办初中。杭州2015年中考500分以上的考生中来自民办学校的超过90%。公办学校正在逐渐被“边缘化”，有专家称之为“教育的拉美化”。公办初中的衰落对于富裕家庭影响不大，中低收入人群则是“平等化”政策最大的受害者。

一直还没有纳入改革视线的高中教育也开始行动起来了。2017年12月20日，广东中考改革实施意见出台，“意见”明确优质高中名额的不低于50%分配到各初中，且试点市从2017或2018年、其他市从2020年入学的初中一年级新生起，高中阶段学校名额分配招生的，一律不得设“限制性”分数线，初中的均衡化或平等化加快向高中延伸。

事实上，这并不是广东的创新，广东也不算“先进”。 为促进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公平，2014年1月26日，教育部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做好小学升入初中免试就近入学工作的实施意见》明确提出：将不低于50%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合理分配到区域内初中并完善操作办法。北京2016年已经达到了50%，上海则提出到2020年前，优质普通高中每年招生计划要拿出不少于60％的名额，平均分配到每一所初中。不过，广东“意见”提出的一律不得设“限制性”分数线是“动真格”，属于自选动作，相比教育部规定的比例，影响要大，走得也更远。

吊诡的是，恰恰就是还保留的入学考试制度——中考，保证了优质高中基本还是公办学校，但不断增加的优质高中招生名额到校比例将无可避免使得优质高中趋于平庸化，量变终将引起质变，公办高中的平均化可能又是民办高中的新机会，整个基础教育供给结构可能都要改变，高中教育会不会再现所谓的“教育拉美化”呢？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对教育供给结构可能的变化是否有足够的认识和充分的心理准备呢？至少，没有人希望看到更加激烈的初中校外培训军备竞赛上演，那将彻底毁掉我们的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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