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功到文治

古代中国文明由无数散落在黄河中下游，自给自足且高度同质的农耕村落构成。村庄秩序的基础是血缘和亲缘，加上村落内熟人之间的频繁交往和相互合作。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不会造就发达的商贸业，由此“自生自发的秩序”只能沟通相邻村落，不大可能生成巨型的商贸都市，产生超越农耕村落、超越地域的强大政治经济文化辐射力和社会整合力，形成大型政治经济社会共同体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国家，更不可能以几个大都市为中心产生具有强大经济、政治和文化辐射力的近现代的民族国家。特别是，亚洲大陆黄河中下游地区实在太广阔了，农耕村落没法为秦汉以后中国的国家构成提供足够的制度想象，不能自发为历史中国提供一个必要且有效的政治治理和社会秩序。

但也许首先的问题是，需要建立这么一个大国吗？既然是小农经济，“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这首据说帝尧时代的歌谣似乎表明中原农耕社区的民众并没这个制度需要。但后来从长时段历史来看，需要。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需要有一个具有跨地域政治治理和统一协调能力的国家和政府，不仅为解决村落之间和区域之间可能的冲突，因为治理黄河，更因为要抵抗北方游牧民族南下。

如果需要，问题就成了，由谁来，以及如何供给这个制度？民主不是可能的，在这样的大国，从后代历朝历代的经验来看，唯一的可能选项是，一个地域的政治精英集团，更多来自中原农耕地区，但从历史经验来看也有来自北方游牧地区或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凭着他们对中原地区民众的基本期待（“天下太平不打仗”）的直觉把握，利用天时地利，传承夏商周的“封建制”特别是秦汉之后郡县制的这类关于大国宪制的想象，以“攥沙成团”的强力意志和军事政治实力，战胜任何与之竞争的其他地域性政治军事集团，首先在中原地区甚至更大的地区完成政治军事的基本统一，为这一区域的民众提供最基本的和平和秩序，赢得他们的接受或“归顺”，无中生有地，将遍布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无数农业村落和众多族群构成（constitute）一个以中原为核心地区的巨大、持久的政治文化共同体。

有了这个以军事力量建立和保证的统一，才可能考虑其他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措施，逐渐创造、形成并拓展一个广泛、基本的文化和政治认同或共识，在王朝的更替中，创造这个人称“中国”或“华夏”的跨越广袤时空的文明国家（civilization）。这就是为什么，除先秦时期的王朝更替通常称为［汤武］“革命”外，后世历代王朝的创立，人们总是称其为“打天下”。包括废封建、建郡县这样的宪制变革，也必须以强大的秦军武力统一六国为前提。

军事却并非牛顿的上帝，在第一次推动之后，就悄然隐退了。是，马上不足以治天下，但这也不意味可以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半部论语治天下”了。“以法为教”并不是苦口婆心的说教，从来更多都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规训。“文武并用”；汉家制度，事实上是历代中国政治，都如汉宣帝所言，“以王霸道杂之”，或称之为宽猛相济，德主刑辅。

但从历史中国的宪制层面看，革命/新王朝建立后最重要的军事问题是工作重点的转移，由“武功”转向“文治”，并且必须稳妥实现转移。这会改变政权的许多特质（从军功主导到文官主导），会带来治理规则的深刻变化。由于中国的历代王朝一直在中原通过军事手段完成更替，要治理的始终是这个以农耕为根基的大国，不是城邦，不是欧洲中世纪封建王国，也不是现代民族国家，因此这个由“武功”到“文治”的转变非常典型。更有意思是，从古到今，中国的历朝历代都要“复盘”应对这个问题，一个常规性问题；也由于涉及到大国和王朝的久远，这个转变一定要有效平衡各种力量。这就决定了这个转变有关国家的根本，必须以宪制措施来应对。

比方说，是以攻城略地擅长征战的将领来治理他们占领的地区，还是尽快用中央政府授权、听命于中央政府、更擅长治理的行政官员来治理？“杯酒释兵权”是理想的解决方案；但在中国历史上这常常可望不可及，否则这就不会是后世佳话。事实上，除宋太祖外，与之最相近的也只有东汉光武帝逐步的“退功臣而进文吏”。政治上看似也很成功的唐太宗，其实是典型的“乱臣贼子”，他在开国后的和平时期使用了已禁止使用的军事手段杀死兄长/太子，逼退父/皇，成功篡位。

在农民起义战火中建立的汉王朝和明王朝，这个问题的解决更血腥。但如果将这两个王朝开国初年的政治实践仅仅理解为“兔死狗烹”，那就看似深刻，实则肤浅。这涉及的是新王朝如何完成从武功到文治的转换：“打天下”的先例必须到此戛然而止，然后开始一个循法而治的文治/法治传统。如果转型不成功，无论是“人亡政息”还是“二世而亡”（典型如秦和隋），由于没能创造一个文治的新王朝，也就未能为天下苍生供给后者最渴望的和平，这个政治精英集团就很难说成功。

即便完成了这个转型，有关军事的宪制问题也没结束，因为中国一直都有一个可勉强称之为常备军——和平时期由国家财政支持的职业化军队——的问题。近现代之前，欧洲人一直没有，也拒绝，常备军，甚至认为常备军是自由的天敌。后世欧美国家的一些重要宪法文件中也留下这样的痕迹。这并非欧洲人更爱和平，只因欧州的传统是各国临战征召市民或臣民组成军队，因此是“民兵”；战事一过，士兵解甲归田。在欧洲，常备军是直到18世纪后期，人们看到了劳动分工、职业化、专业化、组织纪律性以及与之相伴的更高战斗力这些好处，作为社会现代化的标志之一，常备军才成为欧美各国国防的必备。在历史中国，自秦汉之后，即便和平时期，历代王朝也一直保持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尽管不能说严格职业的，它却是常备的，也常常训练精良。因此，军队问题就成了历史中国必须在宪制层面予以系统应对的又一个常规问题。

并非什么中国文化“早熟”，或中国人好战，最主要是农耕大国的国家统一、政治社会稳定需要一支随时可以投入战斗、能有效完成相关的军事、政治以及其他任务的军队。因为农耕大国的自然地理、空间距离、生产方式、社会组织方式都趋于削弱了中央集权的政治治理，容易出现分裂割据；在某些偏远地区，也会出现土匪等地方治安问题；遇到天灾人祸，也需要政府的救灾赈灾；由于种种原因，还可能出现农民起义，引发社会动荡，导致或是加速王朝更迭。为应对农耕大国这类突发事件，历代王朝因此都保持了一支足够强大的军队来保证社会治安，防止社会动荡，或治理水患、救助灾民；但最主要的是震慑可能的野心家，当必要时，坚决镇压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和农民起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