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雪冬（中央编译局文献部主任、研究员）：非常感谢高奇琦老师团队的努力。现在我谈谈关于国家治理指数的几点体会。

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发展的内心焦虑感，或是为了获得国际认同的渴望，让大家在今天齐聚一堂。通过刚刚游博士的介绍，我觉得评价标准已经具备，我认为NGI有4个特色：第一，可视性强，与日常感知联系紧密。基础设施作为一个重要依据，到陌生国家就是基础设施对于自己的认知冲击，比如英国和印度的区别，可以通过个人生活感知；第二，努力发掘中国自身发展经验。例如如何修路，使高速公路、铁路普遍化；第三，NGI的研究对于国家治理的研究填充了实证性内容的空缺，也希望高奇琦带领的团队能进一步加强指数和变量的相关性研究；第四，NGI赋予了中国新的政治意义。中国排名19位，符合政治领导人的期待，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另一方面是降低了美国的排名，中美在未来十年是博弈的国际政治的重要部分。同时，NGI存在诸如受众小、说服力不足、指数开放性不足的问题。

年度报告显示：国家治理能力排名前20的国家依次为新加坡、德国、荷兰、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丹麦、芬兰、阿联酋、法国、新西兰、卢森堡、英国、意大利、比利时、冰岛、韩国、日本、中国及瑞士

李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首先感谢高奇琦老师的团队做了一个学术意义上代表中国特色的研究成果。

国家治理指数的研究是我国在现代化过程中，在政治或者国家层面上重要的战略性表达方式，虽然不一定能覆盖所有政策链，但在一定历史时期要发挥其特殊功效。从这个意义上讲，指数的研究有其现实性意义。在指数研究上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在西方看待中国的时候，承认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效，但不承认中国经济发展背后的动力发展系统。比如我党的领导问题、政治体系问题，不能将其完全归于意识形态问题，但是软实力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指标一定要发挥重要作用。

首先，从国家治理指数的相关研究来看，将NGI定位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国家治理层面的一个研究过程；其次，“世界眼中的中国”和“中国眼中的世界”的问题。指数研究首先要解决的是自我发展问题，有强烈的自主性和排他性；第三，生存问题。在共同生存的意义上，如何通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取得的巨大成就观察其国家治理，如何测量治理能力，或者说如何测量治理现代化，都是很有挑战性的。报告中关于国家治理指数的可操作化是必然的，否则在整个表达意义上就没有实践性的价值和前提。如何将治理能力可测量，不仅是动态的调整过程，同样是对指标开放性的深度挖掘过程，其客观背景还是中国的成长进步，没有这个基础助推，一切指数的研究都是空话，都是形式主义。在国家研究的意义上讲，每年12月发布NGI成为惯例，就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这事关话语权问题。一个国家从地区性小国到地区性大国，再到全球性大国，话语权的争夺显得很有价值。中国想干什么，中国未来的价值取向是什么，国家发展的强烈自主性，强烈排他性是必然；再者，如何解决我国的发展与他国的发展问题，即发展的和谐化问题。报告中讲降低意识形态的影响，我觉得不必过分强调。任何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都有一个隐形、显性等诸多形态，过于淡化政党等指标，不一定呈现一个国家的特色。

NGI有许多值得肯定的地方，第一次发布有第一次的特点，不仅体现人类社会发展核心问题，也体现中国贡献度问题。更是对高奇琦老师团队的研究成果充分肯定，也是中国学术界走向世界交流平台的坚实一步。在接下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强调新常态特征，把相关的有利经验和理论启示纳入到我国的战略之中将更有现实意义。

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非常高兴能出席今天的发布会，感谢高奇琦团队的艰辛付出，我讲两点看法。首先我觉得他们做的是一个学术创业问题。学术也可以创业，他们的NGI就是一次创业；第二，指数重要性在于怎么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制度性话语权。

制度性话语权分为33个内容。美国制裁俄罗斯，通过多种制度性权力进行组合制裁，比如标普，下降俄罗斯的评级，导致许多国际资本不在俄罗斯投资，这种能量来源于制度性话语权。其他如行业制度、定价体系、主权风险评级体系等等。如何将好的标准转化为世界的标准，一个国家是否有自己独立的能力、法律教育的体系，是否对前沿事物的发展有引导力等，都对国际社会产生影响，充分的体现为传统大国的制度性话语权。从提高制度性话语权的层面来看，国家治理指数做的很有意义，有很大的进步。

对于高奇琦老师和他的团队，我也有五点建议。第一，不怕争议，继续完善。任何指数都有争议，例如，排名与人们的直观印象出现差别很大时怎么解释，需要我们进一步努力。第二，合理解释指数跨年度之间的升降；第三，尽快建立一个独立的数据库。现在数据获得的渠道比较多，包括联合国和世行的数据，要使NGI更有权威性就需要积攒自己的数据。因为往往别人给什么数据就会得到什么结论。建立独立的数据库虽然辛苦但是更权威，影响力更大。国家治理指数涉及到全球因素，乌克兰、叙利亚、希腊的乱明显就是有些国家干涉造成，如何对这些干涉的国家进行指数的排名，不能回避。另外，国家规模大小的不同，治理难度和复杂性也更加不一样，例如中国和瑞士，做地区分布评比、相同发展水平国家评比，可以更加增加说服力和科学性；第四，任何指数排名背后都有一个势力主导，通过什么方法减少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影响值得思考。比如我国主张不干涉内政，是我国的一种价值观，通过这种东西形成引导，增强话语权。价值观问题不能回避，社会科学研究没有绝对的价值争议，政治研究才有价值争议；第五，要避免指数排名刻板化。指数研究涉及到政治标准问题，需要注意每个国家实际发展道路和治理体系的多样化，进一步增强指标的科学性。从对外宣传意义上来讲，西方搞指数都是服务于外交，如何将我们的成果传播，如何应对他人质疑和现实发展，如何扩张自己的价值，衍生副产品值得关注都是需要关注的。NGI的研究成果应更注重外宣，注重传播。

李慎明（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授）：在华东政法大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下，以高奇琦教授为核心的研究团队，经过一年的指标设计、数据采集以及数据分析，完成了《2015国家治理指数年度报告》，成绩显著，意义重大。

国家治理指数研发团队继承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既吸收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经验，同时也大胆借鉴了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努力实现我国国家治理指数化研究的创新。另外，该团队还利用了大数据的思维方式进行研究。物质世界的数据化趋势不可阻挡，运用各种数据来衡量有形无形的事物，对于事物的认识来说是一个突破。西方注重还原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则关注整体论，在研究中，既要借鉴还原论的方法，又要立足于本质论、规律轮，将两者结合起来。此外，更为可贵的是，这个团队学风端正，态度严谨。在制定指数的过程中，他们先后召开依法治国与国家治理等研讨会，确保指数的科学性。高奇琦教授在介绍的过程中多次谈及研讨过程，严谨学术态度可见一斑。最后，国家治理指数的研究意义重大。将基础、价值与可持续归纳为国家治理的三大支柱，对于我国争取国际话语权有重要意义。现有数据纳入了111个国家，如果未来将全球所有的国家纳入其中，对于建立和掌握未来国际话语权，增强中国软实力，促进世界和平，推动政治经济发展都有很大的意义。

国家治理指数还存在着一定的进步空间。首先，治理能力可以将国民素质等指标纳入考量范围。其次，关于“公平”等概念的解读可以加入更多的东方元素。第三，在数据的采集上，可以进一步做出精确化和客观化的处理。此外，指数应对每个国家不同的发展状况予以考察，对国家的发展趋势，特别是中国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式的反映。同时，李慎明教授强调，要注重利用国家治理指数发布的契机，为冲破西方在学术领域的话语霸权而努力。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平台观点，未经授权，不得转载，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关注观察者网微信guanchacn，每日阅读趣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