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中国在国际上提出“和谐世界”这个概念的时候，西方舆论普遍的反应就是这个概念又大又空，是中国特色，听不懂。纯粹从学术研究来说，“和谐”是一个很好的概念，如果说“和谐”概念很空很大，那么西方几个世纪精心打造的西式“自由”“民主”概念则更空更大，歧义纷繁。读者会有规律地发现，我们现在提“新型大国关系”“亲、诚、惠、容”“命运共同体”等，英语学术界和舆论界往往也会说很空很大、没有操作性，而且还通过五花八门的解释将这些核心概念的含义稀释掉，有的时候甚至对其进行污名化。总之，你的概念、术语表达再好，就是不规范、听不懂。这种话语肢解战略是有规律的，对此学者必须要有基本的学术和文化鉴别能力。话语政治还有很多种操作和规训手法，限于篇幅，在此不表。此外，关于话语学，在福柯之前，中国古代的名学其实早就探讨了这个问题。

在话语竞争格局下，往往有不同的应对办法，效果会不一样。

第一种办法是投其所好，遵从强势话语一方，按照符合强势话语一方的习惯和标准来表达自己。这个时候，在强势话语评价体系的塑造下，弱势话语中的一方往往马上会收到表扬，但是在不知不觉中被规训和同化了。例如，为了让别人懂中国政治，如果我们放弃“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央地关系”等西方读者不太接受的概念，用“国家资本主义”“威权”“联邦制”等概念研究中国，这个时候别人确实是懂了，但是自己政治概念体系却在不知不觉中被肢解掉了，将自己研究成了“四不像”。

第二种办法，是有一定文化志气的国家，试图进入别人体系然后再去争夺话语权。这种办法初始时有一定的效果，但长远来说则很难说。事实证明，在你还没有学会用别人的表达提高自己话语权之前，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概念体系可能在不自觉中丢掉了，慢慢成了别人体系的一部分。古代中国为此提供了经典的案例，也就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时候，在汉化过程中被同化了，没有改变中原，反而被中原所改变。假设现在世界有一个大国，其试图进入英语表达体系中再去改变对方，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其最后的结果可能会与上述例子一样。也就是等你觉得自己似乎有话语权的时候，你已经成为别人的一部分，不是你自己了。

第三种办法是坚持以我为主，用自己的核心话语把自己解释清楚，同时在不伤害别人文化尊严的前提下做到解释别人。唯有文明自成体系的国家才有这样的抱负，也必须要有这样的抱负。这需要坚持不懈地通过教育教化来让别人理解自己的概念和术语。例如，汉语学术成果的外译战略应该资助他国懂汉语的人来翻译，这些学者在翻译过程中通过查字典等方式，会逐步理解汉语学术圈中的独特的概念和表述方式，从而带动这些概念和表述方式的走出去。

大家反过来想想，西方社会科学概念无不是中国人自己翻译过来的，本人很少读到西方人自己花宝贵的精力将自己的东西翻译成中文再在中国出版的书。当然，这种状况与我们主动向外部学习的过程有关，所谓欲求会通，必先超越，欲求超越，必先翻译。但是，从国家文化战略来说，这只是一个过程，最终目标是培养海外帮我们传播概念和话语的人。据统计，现在海外有7000万人在学习汉语，假设这些人能够从基本的汉字认识和了解中国文化，他们对我们外交话语中所说的“亲、诚、惠、容”“和谐”“义利观”等价值理念，就容易产生共鸣和亲近，不存在听不懂或者曲解的问题。

为世界提供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

有人说，中国的整体主义、阴阳组合思维别人不懂，应该用西方个体主义、利益思维来阐述外交话语。

其实，为了实现概念和理论在外国的当地化，有时投其所好是对的，但是我们更需要的是学会变其所好。为什么我们就不反过来想想，中国整体主义思维恰恰是一个优点，构建和谐共生的世界就需要整体主义思维而不是个体主义思维呢？人类政治文明是不是被个体主义思维所折磨，恰恰需要整体主义思维来弥补个体主义所造成的缺陷呢？我们现在是不是存在个体主义思维太盛而整体主义思维缺位带来的消极现象？政治学和外交学著作如果多一点整体主义思维方式，受此教育下的人是不是更倾向于用和谐共生视角来看世界，从而有利于世界和平？对此，倒是美国一位叫安乐哲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撰文指出关系思维和整体思维对弥补西方对抗式二元思维的积极作用。

话语政治经常有一个尴尬现象，就是当你放弃和丢掉了自己的优秀和核心价值理念，完全跟着别人说而不是自己如何说，忘了自己的根和本的时候，别人有一天很可能把你丢掉的好东西捡起来，说你的东西才是好的。

那么，究竟如何理解“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这段话？

这段话就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核心是为世界提供来自中国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而不是针对不同国家形成不同的新概念新表述新范畴，假设为了让自己的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分别为了让英语、法语、俄语、西班牙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等地区的人懂，符合各自表达习惯，从而形成不同的概念表述体系，那最后翻译出去的政治和外交话语岂不是支离破碎？大国的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有严肃、严密、严谨、权威、准确、连贯特点，它只能在自己的政治和外交标准下阐释和解释，不可能为了满足各种不同口味的外部受众，进行过多的调整和变化。

实际上，在中国政治和外交话语体系中，已经为世界政治和外交提供了许多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例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带一路”、协商民主、和平发展、韬光养晦、关系、结伴不结盟、新型义利观、命运共同体。外人离开这些概念，恐怕很难理解中国政治和外交，外人通过领会这些概念，其实也是在习惯中国智慧和中国思维。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力的上升，中国更需要以我为主，用自己鲜活的语言来表述世界。

最近，有学者就用中国外交话语系统中的“韬光养晦”，以中释西，说美国现在开始“韬光养晦”了。过去不少美国学者总是抱怨这个词不准确、传递信息不明确，或者从“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卧薪尝胆”角度曲解这个词，也许当我们用这个词定义美国外交的时候，或许他们在使用过程中就慢慢懂了。世界上用“韬光养晦”一词的人多了，“韬光养晦”就不是一个中式概念，而是一个普遍概念，完成从专有名词向普通名词的转变，也就不存在自说自话的问题。类似这样的话语传播技巧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有人说天底下最难的两件事情，一是将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大脑中，二是将别人口袋中的钱赚到自己口袋中来。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的一是传教士，二是商人，传教的目的是为了把自己的信仰装到别人大脑中，经商的目的是为了将别人口袋中的钱赚到自己口袋中；教没传成却信了别人的信仰，钱没赚成自己的钱反而进入别人的口袋，可谓败笔。所以宗教界和商界在这方面已经积累了成套的思想营销和商品营销的手法，形成了不被人重视的国际通用规则。

当然，我们政治话语和外交话语的对外表达和对外传播不是搞营销，更不是像个别国家那样目的是为了改造别人，但是上述两个领域积累的成套经验或者国际通用规则，倒是我们需要好好学学的。

（本文原载于《东方早报》，作者赐稿观察者网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