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我写了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的小书，讲述了发展中世界对全球化改革日益强烈的不满。这似乎是个谜：发展中国家的人们被告知，全球化将提升总体福祉。那么，为何如此多的人对全球化怀有强烈敌意呢？

变革产生赢家输家

如今，发达国家的大批民众加入了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全球化反对的行列。民调显示，相当一部分美国人感到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贸易。类似看法在欧洲也显而易见。

我们的政界领导人和许多经济学家曾说，全球化会使所有人更富裕，那它为何如此遭人诟病？

倡导这些政策的新自由派经济学家有时会提供一个答案。他们说，大家确实更富裕了，只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不满是精神病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的课题。

但是，收入数据显示，需要接受治疗的可能是这些新自由派。发达国家的大量人口境况不佳：在美国，底层90%的人口收入停滞长达三分之一个世纪。全职男性劳动者的中位数收入其实比42年前有所减少。就底层而言，实际工资与60年前的水平相当。

经济痛苦和乱象对许多美国人的影响甚至体现在了医疗卫生统计数据中。例如，经济学家安妮·凯斯和诺贝尔经济学奖新得主安格斯·迪顿发现，有些美国白人的预期寿命在缩短。

欧洲的形势略好一点——但只是略好一点而已。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的新书《全球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新方法》提出了一些至关重要的见解，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间收入的角度看待大赢家和大输家。大赢家占全球人口的1%，是全世界的财阀，但也包括新兴经济体的中产阶级。大输家（也就是所得甚少或者一无所得的人）包括发达国家底层和中层的人口以及劳动阶层。全球化并非唯一原因，但却是原因之一。

政府没有保护弱者

按照完美市场的假设（该假设是大多数新自由派经济分析的基础），自由贸易使得世界各地非熟练工人的工资达到同等水平。商品贸易替代了人员流动。从中国进口商品，降低了欧洲和美国对非熟练工人的需求。

这股力量太强大了，如果没有运输成本，如果美国和欧洲没有其他竞争优势（比如技术领域），那么最终的情况就好像中国工人继续移民到美国和欧洲一样，直至彻底消除工资差距。当新自由派宣称（我们可以说是谎言）各方都会获益时，他们从未宣扬过贸易自由化的上述结果，我们对此并不感到惊讶。

全球化未能兑现主流政界人士的承诺，当然损害了人们对“当权派”的信任。政府对引发2008年金融危机的银行采取了慷慨的救助行动，却在很大的程度上听任普通百姓自身自灭，从而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即这一失败并不单纯是经济误判的问题。

在美国，共和党人甚至反对向直接受到全球化伤害的人施以援手。更广泛地看，新自由派似乎担心负面的激励效应，所以反对实施旨在保护输家的福利措施。

但是，他们不可能两者兼顾：如果想让全球化使大多数社会成员获益，就必须采取强有力的社会保护措施。北欧人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保护开放社会（向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开放）是社会契约的一部分。其他国家的新自由派没有这样做，如今，在美国和欧洲的选举中，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当然，全球化只是当前形势的一部分，技术创新是另一部分。但是，所有这些开放和混乱都应该使我们更富裕，发达国家本该实施确保这些好处得到广泛分享的政策。

相反，按照他们推行的政策，重组后的市场加剧了不平等，破坏了总体经济表现；由于修改后的游戏规则旨在促进银行和企业（也就是有钱有势者）的利益，其他所有人都会受到损害，所以增长其实出现了放缓。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受到削弱，至少在美国，竞争法并未与时俱进，现有法律并未得到有效执行。金融化仍在快速继续，企业监管转差。

游戏规则需要重写

正如我在新书《重写美国经济规则》中指出的那样，如今需要再次修改游戏规则，而这次必须包括控制全球化的措施。奥巴马总统推动的两项重要新协议（美国与11个环太平洋国家已签署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和美国计划与欧盟达成的《跨大西洋贸易与伙伴关系协定》）都走错了方向。

《全球化及其不满》的中心思想是，问题不在于全球化，而在于如何管理这个进程。

遗憾的是，管理方式并未改变。15年后，新的不满情绪使发达经济体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本文原载新加坡海峡时报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