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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正富 刘昶谈国企产权改革:民营化 国资委化 还是社会化?
关键字: 国企改革国有企业国企高管限新产权国家财政民营化现代企业国资委国企产权改革第一,社会公益资本配置给公益机构后,这些机构便需要成立自己的产权经营机构;第二,国有股权资本的委托要实现有效增长,离不开一个健康有效的产权经营行业;第三,国家年金资本在收购和招标经营年金资产时,也需要一个有效的产权经营市场。可见,培育和发展健康的产权经营行业是上述社会化改革战略成功的关键。
可以设想,我国的产权经营行业的发展可能有三个起点。一是从原来投资控股型国企改造而产生的产权经营公司,有望率先成为本行业的规模化龙头企业。
其次,从获得国企股权配置的社会公益机构中,也会产生一批产权经营公司,比如“清华基金”,“北大基金”,“中科院基金”等,来管理运作自己的股权资本。
再次,近年来从创业风险投资中成长起来的本土创投公司,很容易把业务延伸到股权资本的整个领域,成为该行业的新兴力量。关键是国家要尽早确立战略远景和行业政策,加快这个行业的发育和发展。
国企产权社会化改革效益的总体匡算
为了让人们对我们提出的改革思路及其效益有一个数量概念,我们对大型国企产权改革的效益做了一个数量上的匡算。其中国企资产的数字根据的是我们的粗略估算,并不确切,但可以帮助我们形成一个大的概念。
社会公益资本:假设国资总值为20万亿元,以其中的30%以股权配置给社会公益机构,涉及产权价值6万亿;假设每家社会公益机构的平均受资水平为200亿,则需要具备国有资产经营权资格的社会公益机构为300个;通盘假设这部分公共资产的年均收益为6~7%。
年度收益总额为3600至4200亿。因此,若国家财政对这类机构的拨款相应减少,则可年度减支约4000亿。
国有股权资本:另外30%,即6万亿转为股权资本,委托给专业投资公司管理。若每家股权资本管理机构的平均管理额为300亿元,则总体需要200家此类管理机构。假设这些股权资本的年均成长率与国民经济同步略高为10%,则七年资本可翻一番。
国家年金资本:剩下的40%变现,形成8万亿货币资金,由此成立国家固定收入投资基金,用于收购和建设能够产生固定收入的基础设施类资产,再假设这些资产的年收益率为5%,则由此产生的年度固定收入为4000亿。与此同时,这些资产本身也将随着国民经济发展而持续增值。
总括起来,20万亿的国有企业资产现在变成了三类不同形态的资本,其中6万亿的社会公益资本,6万亿的国有股权资本及8万亿的国家年金资本。与此同时,国家年度财政支出可减少4000亿,年度收入增加4000亿,两者合计等于财政增收8000亿,以2006年国家财政收入39300亿来计算,这将达到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另外,6万亿国有股权资本和8万亿国家年金资本还将与国民经济同步增长。
从国企产权转型到建设现代国家财富管理体系
上述分析已经表明,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不仅涉及企业这个层面,更是牵动国家财富管理的全局。事实上,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经济基础,我们不仅要通过国企产权改革建立起一个社会共享的产权体系,而且要以此为契机,创造出一个中国特色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或曰国家理财体系。
这个问题涉及面广,意义重大,值得专题讨论。此处只做初步勾勒,以为深入研究的起点。
我国国家财富的潜在价值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本文讨论的国企产权的财富价值,已然规模庞大。但是,相对于我国可以实现的巨大潜在财富而言,又可能只是一个小部分。这些潜在的财富,包括土地、房产、资源及市场准入权等,它们的价值与经济发展的水平,特别是工业化城市化发展水平成正比。
不难想见,我国现在正在亲历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正在和将在短短的数十年内使几亿人口由农转工、离乡进城,由此引发的对住房交通、科教文卫、休闲娱乐等的建设需求是何其巨大,不啻于再造一个城市中国!由此导致的土地“原始增值”,将会是一个难以想象的天文数字。
西方和世界大多数国家的发展,由于走的是先私有化和市场化、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道路,此种土地的原始增值基本上被私人独占。与此相反,中国的改革发展坚持了先工业化和城市化、再市场化和产权多元化的道路,这种土地等资源的原始增值主要归国家和社会所有。这是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模式带给我们的巨额“红利”!也是中华民族的幸运!这笔天文数字的潜在国家财富对中华民族今后长远发展的影响,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
上述潜在国家财富的现实化,将为中国建成资产型公共政策体系,超越西方收入型的混合经济模式,提供强大的物质支持;更为重要的是,将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持久永续的经济基础。
针对传统市场经济的弊端,西方发达国家建立了以宏观政策和收入再分配为基本补充手段的混合经济。实践表明,在缺乏有效公共财富支持的情况下,混合经济陷入了难以摆脱的困境。
收入再分配虽可缓解贫富差距,却导致诸如福利依赖、激励降低、税负高企等弊端;宏观政策虽有刺激需求的一时之功,但又容易导致工资刚性和所谓的滞胀。
可以设想,由于有了巨大国家财富的长期支持,我国政府就可以拥有强大的资产性政策工具,从而可以减少对单纯收入分配型政策的依赖,并有可能在实现社会公平和平等的同时,保证社会的活力和效率;在实现宏观经济稳定的同时,保证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因此,创建新型的国家财富管理体系,有效管理和使用这笔天文数字的社会财富,对中国建成超越西方混合经济体系的一种新型经济模式,对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极其重大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建立国家财富管理体系要超越现行的公共财政框架
显而易见,上述国家财富管理体系的问题,比现行的公共财政概念远为深刻和宽广。现行公共财政的基本内容是税收收入和预算支出,主要议题是收入和支出的规模、结构、流程及相关规则等。
而本文所说的国家财富管理,针对的是国有财富的运行和增值,主要议题则是资产和负债的管理。如何把管理收支的公共财政框架扩展,以整合资产负债管理的维度,创新形成中国特色的国家理财体系,不但是一个具有挑战意义的理论任务,更是一个建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课题。
中国正面临着一个数百年难逢的发展机遇,如何把握机遇,取决于我们现在的选择,并进而影响今后几十年我们中华民族的发展走向。珍惜这个机遇,选择国企产权社会化的改革战略,我们就能在最大程度上团结和凝聚全社会的力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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