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在当代世界，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的要素市场，在地理空间上也是分割的，前者集中于发达国家，后者集中在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资源国和生产国，因此，要理解国穷国富也离不开对上述双层市场的解剖。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既无法解释真实世界中的市场运行，也不能解释不同国家的兴衰，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不能说明基本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的区别。

广义要素市场中的权力和价格建构

之所以有必要把要素市场和普通商品市场区分开来，重要原因是这两个市场虽然是整个市场体系的组成部分，但两者的结构、运行机制和价格形成规律都显著不同。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存在显著结构性差异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内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造成赢利模式的不同。

首先，是需求形成和需求曲线。在普通商品市场上，价格上涨时需求减少，价格下跌时需求增加，避涨追跌。在经济学上，成为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但在投资品市场上，买入是为了高价卖出，由此造成追涨杀跌的行为模式，相应的，它的需求曲线便不再向右下倾斜。

其次，市场主体的性质不同。在大多数普通商品市场中，买卖双方都是由众多同等的厂商或消费者组成。因此，任何个体对价格都没有重大影响，而只能在价格的指挥棒下调整自己的买与卖。但是，在真正的广义要素市场上，买卖双方都呈现巨大而鲜明的差别，就买家而言，尤其是那些为了投机的目的而来的买家，在市场权力（Market Power）上存在着等级划分。

不妨把要素投资品买家分为三类：①是主控型投资者，股市俗语中称为“大鳄”，主控型投资者的市场权力分别是购买力、组织力和话语权。所谓购买力，是通过巨额资金的投放或撤离，直接推高或压低市场价格，从而塑造市场预期；所谓组织力，指通过全球性机构网络的信息控制、关联交易、组织同盟等协调行动，判断市场和塑造市场；所谓话语权，即通过雇佣专家、搞定政客、以及全球舆论发布等改变一般投资大众乃至全社会对投资准则的看法。

②是信息丰富型投资者，他们与市场交易中的关键作手（Operator）保持关系，先于公众掌握信息，这部分买家对应证券市场中较为重要的投资机构。

③是跟风的价格预期者，俗称散户。这类买家对未来价格的判断主要来自市场舆论。

其三，赢利模式不同。在普通商品市场中，企业在竞争性市场之手的引导下，通过满足买家（消费者）的需求，实现自己的利益追求。这是一个多方共赢的赢利模式。但在要素市场上，由于参与者之间的市场权力存在等级差异，并且需求规律常常由避涨趋跌变为追涨杀跌，所以，也可以通过对价格涨落的下注来获得利润。进一步说，拥有重大市场影响力的“大鳄”，可以利用自身的市场势力，人为地塑造市场走势，放大、甚至制造价格涨落的泡沫，从而谋求暴利。在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上，“无形之手”自发运动的一个内在趋势就是产生出损人利己的赢利模式，拥有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可以通过引领价格的涨落，塑造价格波动，人为制造不同时点上的巨大价格差异，由此攫取暴利。

资本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从上述三个“不同”可以看出投资型要素市场，和作为投入品和消费品的普通商品市场，具有不同的价格形成机制。广义生产要素市场如何运行？其价格是如何决定的？这是现代经济学长期忽视、几乎处于空白的领域。此处仅简述如下。

晚近发展起来的行为金融学理论认识到，金融投资领域存在市场价格的巨大波动和泡沫现象，但是为什么会有大起大落和泡沫呢？它以为是投资者的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广大投资者都是非理性的呢？其实，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非理性（跟风）行为的背后，是具有超级市场权势的主控型投资者，是这些大鳄们出于私利制造价格波动、形成泡沫涨落，从而扭曲的市场。他们以金融资本的购买力为基础，从一己私利出发，利用广大中小投资者的从众心理，制造出跟风行为。这些人既有大规模机构的组织动员能力，又能雇佣研究力量影响社会舆论话语，将他们所希望的价格变动灌输到广义投资者的认知结构中去，引发跟风行为。

这样，在价格上涨出现时，追涨杀跌的买者就会大量跟进，于是价格上涨引起又一轮上涨的预期，也就是所谓教科书所说的正反馈机制。在正反馈机制下，原本一次性的价格上涨，会引起连续的、自我实现的涨价预期，形成多轮次的价格上涨。最后，当主控型投资者的盈利目标实现并开始逐步退出的时候，价格上涨就了到临界点。这样一个较长时段的价格上涨运动机制，最后一定在资本大鳄完成退场而引发的恐慌性抛售与市场狂跌中告终。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希勒将这种现象称为“非理性亢奋”，索罗斯则将这个过程概括为暴涨-暴跌模型，应该是行家之论。在这个周期性的涨跌中，自发的市场力量确实发生了作用，大众投资者也确实作出了各自的自发选择，但他们是在主控型投资者的战略布局和市场操纵下而行动的，其实是在个人选择表象下的跟风行为，是非理性的从众盲动；因而在多数情况下成了资本权力实现其赢利目标的工具，而资本权力也正是在塑造和引领价格波动的过程中才得以创造出交易赢利的巨大机会。

国家权力与要素价格的形成

现代要素市场的实践表明，不单是资本的权力，更重要的，国家的政治权力也直接介入要素市场的运行和要素价格的形成。原因很简单，广义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土地、能源、矿产等基础要素，在全球的空间分布是极不均衡的，即使是大国，也大多必须经由国家间经济往来才能解决基础要素的供给缺口。也就是说，基础生产要素的供求关系是不可能在一个国家内部求解的，它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或学界所谓的“现代世界体系”中得到解决。因此，国家就成了市场体系的场内实体。

当然，国家政治权力参与要素市场的工具多种多样，远非市场自发力量和资本权力可比。比如：

中央银行的政策操作：通过调控货币政策影响货币供应量或者说流动性，同时影响利率水平，从而直接改变作为投资品的要素市场的供求关系。作为世界货币发行者的美联储，更可以通过其美元政策，直接影响与改变全球资本供求格局与国家间发展活力。

政府的“经济外交”：政府部门直接向相关国家施压，构建平台，就关键要素的价格如汇率、关税等进行谈判，甚至动用经济制裁等极端手段来改变关键要素价格。前者如关于日元汇率的广场协议，后者则是不时见诸新闻媒体的种种事件！13

国家经贸立法：通过立法，除了可以调控国内市场的运行，也可以针对国际关系，从而改变要素的供求。比如，美国用《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案》豁免了对许多衍生品的监管，比如掉期交易、场外能源衍生品交易、部分混合金融工具等，直接推动了衍生品泡沫的膨胀；又比如，英国于1651年通过了保护英国本土航海贸易垄断的航海法案（The Navigation Acts），直接提高了对英国海洋运输行业的需求，增加了整个行业的利润空间和国家海洋运输能力，而到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后为对外倾销工业品，又于1849年将其废除；再比如1970年代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直接通过调节产量也就是市场供给来确定石油的国际价格；再比如对知识产权的各种立法，用意都在使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和技术这样的关键生产要素的难度增大。

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在本文的分析架构中，原来作为军事、政治行为的殖民行为，其实是国家最高形态的要素战略行为，借由武力支撑，直接获得生产要素的供给和价格管控，使得不发达国家成为发达国家的要素支撑。正如许多观察家指出的，伊拉克的萨达姆之所以遭到美军的“斩首”待遇，根本原因还是他谋求石油定价去美元化，触动了美元霸权这一美国国家利益的命门。

总而言之，国家作为一个有强制能力的政治实体，不论对内对外，都具有比资本权力更为直接、更为多样的手段和工具来影响和改变重大要素市场的供求形成和价格水平，从而对一国市场体系的运行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国家-资本权力的协同与要素价格形成

既然国家的政治权力和资本的经济权力各自都能对要素价格的形成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么，二者的结合便同样是极为重要的了。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国家与资本的结合并不是容易做到的事。问题的关键在于一国能否实现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有效整合，决定了一国对广义要素市场的影响能力，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该国经济体系的运行环境和整体效率。

政治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整合程度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和利益结构，取决于国家自主决定本国发展政策的能力，也取决于一国政府和企业的传统关系。在当今的全球化时代，各色各类的国际组织和相关的各类法规条约无一不是国家间要素获取能力的博弈。

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的相互关系

如上所述，要素市场与普通商品市场在主体结构，运行机制与价格形成都存在显著不同。但是，作为同一个市场体系的两个组成部分，二者又必然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相互作用。因此，要全面、准确的把握现代市场经济，就需要对其两个组成部分的各自特点和相互作用同时加以把握。

要素市场是政府市场体系的基础层面，它的运行结果就是一国的要素供给能力。而普通商品市场的运行所解决的问题则是一国经济的竞争、创新、资源配置这类可称为市场竞争优势的内容。

要素市场运行产生的要素供给能力是普通商品市场运行的前提，决定着商品市场运行的好坏。要素供给的好坏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过程能否正常进行，而要素的价格水平则决定了普通商品生产的成本。因此，一国普通商品部门的竞争力在很大城府上是被其基本要素供给能力决定的。

当然，一国制造业与服务业为主的普通商品市场核心竞争力不仅取决于要素市场形成的要素供给能力，同样也取决于该部门自身资源配置效率与创新能力。如果说前者是普通商品市场效率的内生动力的话，那么后者就是它的外生助力。对于一国经济的综合经济竞争力而言，二者同时存在，缺一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