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0日，美国《大众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CHINA'S RACE TO SPACE DOMINATION的文章，从即将于2018年执行人类首次月球背面着陆任务的嫦娥四号讲起，谈中国在太空探索方面的努力和现状——超越美国的年发射次数，未来的载人登月计划，量子卫星，以及长足发展的航天实力对美国造成的挑战，文章最后呼吁中美两国在航天领域进行合作，制定未来空间新规则。

有趣的是，同样是在9月20日，美国空军航天司令部司令John Hyten上将，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强调，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正在快速推进能够瘫痪美军空间系统的装备体系研发，并且美军没有对应研发限制中俄相应能力的系统，“我们不会沿着这条路走下去”，Hyten这样说。

一边是“应联手制定规则”的巨头，一边是“瘫痪美军空间能力”的巨大威胁，两个看似对立的形象在美国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锁和偏见下，形成了奇特的统一。

John Hyten在参议院参加听证

早年——与新中国成长同步的封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对新中国的封锁，最早可以追溯到二战后成立的“多国出口管制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由美国主导，西欧国家参与，于1949年11月在巴黎秘密成立，又称“巴统”，其宗旨在于防止西方世界的高科技产品和技术向社会主义国家阵营流动。1950年，随着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大举进攻朝鲜，威胁中国边境，与之遥相呼应的“巴统”也将中国列为禁运国家。

随后，“巴统”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以监督执行对华封锁，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委员会”的操纵下，“巴统”管制物资清单中25种仅限制出口数量、63种只监视出口流向、甚至207种不在管制范围内的物资，都被禁止向中国出口，其严苛程度超越针对苏联的禁运，这就是所谓的“中国差别”。尽管出于自身经济状况的考虑，英国等国自1957年起逐渐废除了“中国差别”，但在军事和高技术领域的封锁一直持续了下来。

随着冷战的结束，苏东剧变，“巴统”的存在变得没有那么重要，1994年后，“巴统”不复存在，其主要管制项目由1996年33国签署的《瓦森纳协定》继承。与“巴统”组织相比，《瓦森纳协定》对于签署国没有强制性出口要求，尽管如此，在美国和欧盟相关出口禁令的限制下，各签署国在对华高技术领域的出口一直处于被严格限制的状态。

“巴统”的继承者《瓦森纳协定》

开放——转瞬即逝的合作

改革开放后，中国与西方关系转暖，双边科技交流深入展开——1985年，中法两国在巴黎签署协议，在空间科学技术领域展开合作；1987年，中国在第9颗返回式卫星上为法国马特拉宇航公司搭载了该公司研制的微重力实验装置，顺利回收并获得法方高度评价。随后的1988年，中方又利用返回式卫星，为联邦德国提供了微重力实验搭载服务。

与此同时，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开始进入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并以极高的性价比迅速吸引了大量来自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射订单。1990年，中国利用长征3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美国休斯公司制造的“亚洲一号”卫星，随后又为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发射了一系列通信卫星，其中1997年至1999年连续为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发射了12颗铱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

1992年“澳星”发射成功，中美澳三国技术人员欢庆胜利

然而，合作的甜蜜是短暂的，1999年，美国发布了臭名昭著的《考克斯报告》，以大量模糊的证据和无中生有的猜测，指控中国自钱学森时代以来，大量偷窃美国最尖端的热核武器、导弹和卫星技术。而引发这份荒唐报告的原因之一更是无厘头：

1996年2月15日，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发射美国劳拉公司研制的“国际通信卫星-708”失败，随后，火箭研制方——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邀请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等美国航天企业的专家组成一个独立调查委员会，共同对发射失败原因进行调查。调查组组长由华裔科学家、劳拉公司副总裁Lim博士担任，成员是来自劳拉、休斯、戴姆勒-奔驰航天部门的科学家，以及通用动力、国际通信卫星公司和英国宇航的退休专家。

在早期调查中，中方调查组将注意力集中在火箭陀螺仪的内框架上，认为发射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陀螺仪内框架力矩电机的一条导线断裂，并通过实验成功模拟了火箭飞行前7-8秒的姿态。但独立调查委员会认为有必要对全程22秒飞行进行复现，并通过遥测数据将问题锁定在了陀螺仪的随动框架上。

最终，双方调查组共同确认，用于陀螺仪随动框架伺服回路HMS501J的一个功率放大器的三个引脚没有输出信号，是导致事故最可能的原因，中方进行了完善的故障复现模拟实验，并根据专家组意见对调查报告进行了完善。

长三乙火箭和它使用的陀螺仪示意图，右侧陀螺仪最外层方框即为随动框架

这原本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国际合作，双方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成功查明了事故原因，对未来的发射合作清除了潜在的隐患，但偏偏有人要无理取闹。

就在1996年当年，美国国内一些议员开始借这次事故调查，猛烈抨击劳拉公司和休斯公司在为中国“完善导弹设计”，理由竟然是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的技术来源于中国的东风导弹，帮助长征火箭找到一个偶发故障就是在帮助中国完善导弹设计。

在事故中，尽管美方人员在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并成功回收了星载加密-解密设备，但由于没有发现最敏感的FAC-3R电路板——很可能已经在爆炸中被焚毁，劳拉和休斯公司从上到下都受到了无端指责，甚至因违反国际武器贸易条例（即同样臭名昭著的ITAR）遭到美国政府的巨额罚款。

劳拉公司的工程师对卫星系统进行测试

后来，众议院政策委员会主席考克斯牵头的委员会以这次事故调查，还有著名的“李文和案”为由头，炮制了长达800页的秘密报告，对中国在核技术与航天领域取得的成就横加指责，以充满主观臆断的语汇，极尽诋毁之能事，甚至不惜自污地描绘出一个被中国间谍渗透到千疮百孔的美国。

最终，考克斯报告在美国国会以近乎全票的优势通过，并直接促成了1999年美国国防授权法案将卫星及相关零部件全部禁止向中国出口，甚至任何包含美国元器件的卫星都严禁由中国的火箭发射升空。这项禁令直接导致刚刚成熟的中国对外发射业务基本退出国际市场——因为当时世界上主要的卫星制造商，几乎没有不采用美国元器件的。

然而，就算审视中国发射西方卫星的这9年，美国的封锁与偏见依然是俯拾皆是的。在这9年中，根据美国法规，中国是不能发射美国卫星的，除非总统以国家利益为理由进行豁免。9年中每一次由中国进行的美国卫星发射都是在取得了当时美国总统首肯的情况下展开的，如此“法外施恩”令人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