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亚，维护美国持续的利益和影响力原本会获得赞扬，而奥巴马政府也破坏了这一努力。所谓的“枢纽”被证明主要是修辞手段而已。总体国防开支不足，导致无法有效强化美国的区域性军事存在，而政府允许一个关键的经济组件——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在国会中被毁掉，自己也一样成了党内反对派的受害者。

“枢纽”还受到对美国撤退和收缩的普遍看法的困扰，主要是因为总统的辞令和行政政策的影响，特别是在中东地区。全世界都看到了美国军队从伊拉克过早的、不必要的、战略代价巨大的撤退，随后是与伊朗就其核计划达成协议，然后是针对叙利亚总统使用武力威胁的底线或者威胁。

尽管奥巴马政府坚持认为美国战略应该面向亚洲，但美国盟友仍然在想：面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承诺有几分可靠。奥巴马政府错误地幻想着，它既可以在全球收缩，同时又能保证亚洲盟国对美国仍是可靠伙伴的信心。

自然界没有真空

同时，（美国政府的言行）对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的影响是鼓励它们更加努力修正现有秩序。近年来，两个国家都更积极地挑战现存秩序，一个原因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失去了维持该秩序的意愿和能力。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削弱了对美国全球参与的支持，其在美国的心理和政治影响打开了缺口。

在自由民主国家流行这样一种神话：可以通过服从其要求来安抚修正主义国家。按照这个逻辑，美国的收缩应该减少紧张和竞争。不幸的是，情况往往相反。修正主义大国越是感到安全，其寻求改变现有体系的野心就越是膨胀，因为对改变的抵抗似乎减少了。

看看中国和俄罗斯吧：在过去两个世纪里，它们受外来攻击，从来没有享受像今天这样的安全。然而，两者仍然不满意，并且在美国的抗衡越来越少的体系内，更具攻击性地强推着自己的优势。

到目前为止，两个大国的区别主要在于方法上的不同。中国迄今为止更为小心、谨慎，也更有耐心，寻求影响力的方式主要是巨大的经济实力，以及将其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作为威慑和地区恐吓的手段。它没有直接使用武力，尽管它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是军事性的，并带有战略目标。然而，尽管北京直到现在仍慎用军事力量，但假设它未来——可能是很近的未来——还会保持这样的克制，是错误的。

军事实力不断增长的修正主义大国，在其认为可能的收益超过风险和成本时，必然利用这一点。如果中国人认为，美国对其盟国的承诺及其在该地区的地位削弱，或者其履行承诺的能力下降，那他们将更倾向于利用正在获得的权力，以便实现其目标。由于（上文指出的）两条趋势逐渐合拢，这是第一个危机很可能发生之所在。

俄罗斯远比中国更激进。它入侵了两个邻国：2008年在格鲁吉亚，2014年乌克兰，分裂了两国主权领土的大部分。鉴于美国及其盟国在四十年冷战期间对此类行动的反应强度，而他们（现在）又缺乏相对反应，必然向克里姆林宫——以及世界其他各国——发出重要的信号。随后，莫斯科派遣大量军队进入叙利亚。它利用其在欧洲能源市场的主导地位作为武器；它使用网络战争对邻国；它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广泛的信息战争。

2005年1月，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林姆林宫与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握手

最近，俄罗斯政府又部署了一种中国人没有的，或者至今未使用的武器——直接干涉西方选举进程的能力，既影响其结果，更广泛地损害民主制度。

俄罗斯资助整个欧洲，包括法国的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利用其媒体支持受青睐的候选人而攻击其他竞选者；传播“假消息”影响选民，最明显的就是意大利的全民公投；并且已经侵入私人通信，让那些它希望搞垮的人颜面扫地。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第一次对美国使用这种强大的武器，严重干涉了美国的选举进程。

尽管用任何标准衡量，俄罗斯都是两个大国中较弱的那个，但在实现分裂和扰乱西方的目标方面，迄今为止它比中国更成功。它干涉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打信息战，制造更多从叙利亚流入欧洲的难民潮，这些都有助于瓦解欧洲人对其政治制度和现有政党的信心。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与美国的被动对比，加剧了对美国在该地区驻留权力的既有怀疑。而北京直到最近的成功，主要是使和美国更亲近的盟友不再对日益增长的中国实力感到担心——但这可能很快就改变，尤其是美国继续沿着目前的轨道前行。

有迹象表明，（一些）地区性大国已经在重打算盘了：东亚国家正在考虑不带美国参与的区域贸易协定，或者像菲律宾那样，正在积极迎合中国，而同时，东欧和中欧的一些国家在战略和意识形态上则更接近俄罗斯。我们很快就会面临这样一种情况：两个修正主义大国积极地，包括利用军事手段，同时在两个地区向美国和全球安全发出极端挑战。

美国是可有可无的吗？

（上面谈到的）一切问题，都是因为美国人继续表明他们不愿维护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创造的世界秩序。在过去的这届竞选季中，唐纳德·特朗普不是要求对美国利益更狭隘界定和减轻美国全球领导负担的唯一政治人物。

奥巴马总统和伯尼·桑德斯都表示过不同版本的“美国优先”论。经常谈到美国“不可或缺的”全球角色的候选人失去了，甚至希拉里·克林顿都被迫放弃其早期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的支持。至少，应该怀疑美国公众是否还愿意继续支持国际联盟体制、拒绝修正主义大国觊觎的势力范围和地区霸权，以及在国际体系中维护民主和自由市场的规范。

特朗普上台以后宣布退出TPP

就像在大国竞争兴起时那样，这种狭窄的对美国利益的定义，可能加速回到不稳定的状态，并导致这个时代的倾覆。民主世界核心的弱点，加上美国摆脱全球责任的做法，已经鼓励不满意的大国走上更积极的修正主义道路。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打击了民主世界的信心和抵抗意愿。历史表明，这是一个下降的螺旋，美国道路极具戏剧性的转变，很难恢复了。

（可是）这种转变可能来得太晚了。在20世纪20年代，而不是30年代，民主国家做出了最重要和最终致命的决定。美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幻灭，使他们拒绝在维护欧洲和亚洲的和平中扮演战略性的角色，尽管美国是唯一有能力做到的国家。

美国的撤出弱化了英国和法国的意志，鼓励德国在欧洲，日本在亚洲，分别采取越来越积极的行动去获得地区统治。大多数美国人相信，欧洲或亚洲发生的任何事都和自己的安全无关。第二次世界大战才使他们相信这是一个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