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脱欧之前，2015年英国曾迎来一段短暂的窗口期。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和财相奥斯本逆转英国百年来的外交逻辑，在接触欧洲之外更出人意料地将目光投向了中国。乔治·奥斯本在讲话中提出中英关系的黄金时代已经来临，并准备在2025年之前将中国提升为英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突然之间，英国领导人开始以创造性思维定位英国的全球角色。英国之所以想推行“中欧两手抓”的政策，是因为欧洲虽是英国头号贸易伙伴，但过去十年里欧盟经济增长率远远低于发展中国家；反观中国则在至少保持着7%以上的增速，未来很快将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卡梅伦和奥斯本没有退回陈腐的旧范式，而是锐意开辟新路线，可谓开窍恨晚！

英国本应严肃思考自己未来要在世界舞台上扮演什么角色。然而可惜的是，它又一次落入了旧思维的窠臼。脱欧派获胜后，特雷莎·梅取代卡梅伦和奥斯本掌权，英国又一次对全球定位采取狭隘、倒退的视角。

脱欧之后英国两大潜在自由贸易伙伴浮出水面。第一个是澳大利亚，可以说是对梅首相“全球英国”绝佳的讽刺，毕竟这块前殖民地的经济规模在世界上只排第13位。另一个选项更加糟糕，那就是美国，它似乎成了后脱欧时代英国最大的希望。这无疑是朝着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倒退。特雷莎·梅不久前在讲话中老调重弹，再次提及英美之间的“特殊关系”。总结下来就是，一个缺乏民主授权的领导人，暴露了她无比空洞的英式思维。

如前所述，即使在英美“特殊关系”最受重视的年代，它也不过是英国自欺欺人的幌子，只能用来逃避国力衰弱的现实。更何况，与英国确立“特殊关系”的50年之后，今天的美国也经历着严重的政治衰朽，如今特朗普上台，连美国自己的自由民主体制都受到了威胁。现在选择朝美国靠拢，绝不是个明智的主意。

更糟糕的是，尽管与中国共建“黄金时代”是英国脱欧后的最佳出路，英国方面却显得比较冷淡。这种冷淡从此前特雷莎·梅对欣克利角核电项目的态度中就可见一斑。她先是因为怀疑中方投资可能有国家安全隐患而暂停了项目建设，恰巧呼应着英国社会上泛起的某些“黄祸论”沉渣，与前任财相奥斯本的远见形成鲜明对比。

此后，英国又妄言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政策已经失效，导致中英两国关系吃紧。习近平主席“求同存异、聚同化异”的提法完全正确，双方必须搁置意见分歧。对英国来说，香港无足轻重，绝不可任凭它给英国通往未来之路添堵。更吊诡的是，英国居然批评中国不让香港实行“民主选举”，这是怎样的历史健忘症？英国殖民统治香港的155年里，28任港督全部由6000英里外的伦敦直接任命，难道这就是所谓的民主？

英国还指责中国违反人权，再次暴露了自己的历史健忘症。整个20世纪，英国以英美之间“特殊关系”为豪，然而美国长期资助沙特等专制政权，推翻智利的阿连德、伊朗的摩萨台等民选政府，近年来又爆出关塔那摩监狱的虐囚丑闻。与之为伍反映出英国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

英国再这么自以为是下去真的不行了。特雷莎·梅——最好是科尔宾——政府必须发挥创造性思维，为英国打造21世纪的新角色。英国不能再回到老路上去，而要努力朝亚洲和中国靠拢，把目光投在高速增长的国家，千万不要在旧世界固步自封。英国最好能成为通往亚洲和中国的贸易门户，这将大大缓解后脱欧时代的艰难处境。而要达成这一点，英国必须重新思考自己的身份和定位。这是英国早就应该完成的功课，却从1914年起一直拖到现在。

向亚洲和中国靠拢是使英国重新伟大的最佳选择：英国必须发挥能力，塑造自己在国际事务中独特的先锋角色。否则，如果英国无法对自己的身份和未来进行创造性思考，将面临同样茫然的21世纪。

（作者赐稿，观察者网杨晗轶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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