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来这么多性工作者？

如果仔细观察脸型、肤色和发色，就能发现这些人大多不是本地人，都长着一副东欧、南欧、南美和东南亚地区的面孔。

早在柏林墙倒塌前，荷兰三分之二的妓女就是外国人。2008年，外国妓女人数更是达到8000-11000人，占荷兰妓女总人数的五分之四，中东欧国家占外国妓女总人数的一半。在日本，黑社会组织控制了7万泰国妓女；在加拿大和美国，不仅合法的妓女数量庞大，非法的未成年妓女也各自有20万之多。

发达国家尚且如此，发展中国家更是触目惊心：在性交易非法的泰国，仅曼谷就有20万妓女，占全国五分之二；在印度，妓女人数超过1000万，孟买就有10万人，其中90%受到黑社会组织的绑架和控制；乌克兰共有5万名妓女，其中一半以上的人只是为了给孩子和双亲赚点饭钱。

看似灯红酒绿，背后的故事却骇人听闻。本地人社保完善，衣食无忧，性产业合法化之后，兴旺的旅游业更会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

谁来做这一行呢？当然是穷国的老百姓。可笑的是，不是因为她们想赚钱，而是因为人口拐卖和绑架。

欧洲的性产业工作者往往来自解体后的前苏联地区，来自饱受战乱的巴尔干半岛。这是因为人贩子一般选择重男轻女的区域下手。为什么会重男轻女？农业社会的财富源泉来自于体力劳动，女性在这方面不具备先天优势，哪怕她再勤劳，也不过是一个劳动力再生产的生育机器。

这些地区的女孩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由于经济困难在家中的农场、附近城镇的小餐厅打工，每天收入可能也就几十人民币。人贩子告诉姑娘可以带她们去西欧打工，同时劝说她们的家人，说这些姑娘每年会给家里赚上万欧元。即使女孩们不愿意，姑娘的家人也会因为我们眼中的“蝇头小利”签下合同，抛弃自己的亲人，甚至亲手把姑娘送上人贩子的汽车。

人贩子背后往往是一个巨大的犯罪网络：有人负责“采购”，有人负责“运输”，有人负责“销售”。或绑，或拐，或骗，就这样，每年超过450万人来到发达国家。自愿也好，被迫也罢。犯罪组织有数不清的方法让人“自愿”加入这个行业：人身威胁，暴力殴打，甚至强制让女孩吸食毒品，让她为了吸毒而“努力”赚取毒资。

这不是什么新奇的犯罪手段，看看2008年的吕克·贝松担任编剧的《飓风营救》：女主角去巴黎游玩时被帅哥搭讪，接着就被科索沃黑帮绑架，直接就地卖给巴黎的黑妓院，万幸她爸爸是位老当益壮的美国特工，加上法国国家安全局朋友的帮助，一番殊死搏斗将女儿救出。但是，那些诱骗女孩来陌生城市游玩的“网友”，当街把女孩拉进汽车的“歹徒”，被当做商品拍卖的“处女”，靠毒品实现人身控制的“犯罪组织”在现实中一一存在，唯一不存在的就是受害人身后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特工爸爸。

总而言之，因为有利可图，跨国的有组织犯罪集团前往贫困地区进行人口贩卖，通过暴力和毒品控制“性奴”。哪怕没有暴力因素，试问，如果一个姑娘能通过勤劳和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那为什么她要去做这行呢？

性产业合法化对穷人意味着什么？

它带来的不仅仅是老调重弹的犯罪问题，更是社会价值结构的崩塌。性产业合法化意味着不少女性正常的上升路径被动摇。

2005的德国经济情况尚好，一个姑娘拒绝了某个妓院的工作，因此丢掉了失业金。之前，她在一家信息科技公司工作，失业后去国家的职业介绍所登记，并在职业偏好一栏中她选择了“女招待”的工作。妓院打电话让她去应聘“女招待”，因为德国性产业合法，她的拒绝可能会惹上职业歧视的官司，而且拒绝国家介绍的工作，失业救济金很可能不保。国家行政部门也很无奈，毕竟妓院是合法公司，按期交税，还给员工上社保，立法部门认定它们合法，行政部门就要去登记妓院的招工需求。现在好了，合法化了，国家可以名正言顺地“逼良为娼”了。

荒唐事不止这么一件。日日新星（Daily Planet）位于澳洲墨尔本，是全球唯一一家上市的妓院。上市前，妓院需要接受评估与审计，但这里工作的姑娘算雇员吗？肯定不是，由于极强的人身依附，她们更像是妓院的“资产”。人能不能被算作资产且不讨论，那么资产折旧该怎么计算呢？按年龄？无奈之下妓院一方面决定“借壳上市”，把妓院包装成酒店服务业及其下属的物业部门；另一方面又将其资产拆分为房地产和房地产信托，试图实现“混业经营”。经历2003年股价一路狂涨后，终究跌到IPO价格的四分之一。原因很简单，如果是酒店股，每半小时90澳元（约合人民币425元）住宿外加90澳元性服务的“酒店”更容易受反性产业公共政策的影响。类似的情况还有香港的“爱夜蒲”（Magnum）。哪怕只是个夜店，香港当局在 “扫黄”问题上的一个喷嚏，股价马上大跌。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性交易中绝大部分的收益被商业机构或者是犯罪组织掠夺，政府从性产业获得的收益和治理相关犯罪的社会成本不成比例，性产业工作者的获益更是鸡毛蒜皮。在穷人的角度看，性工作不是什么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也不是为穷人寻找新的生存途径，而是消解了正确的社会财富创造体系。这不是“笑贫不笑娼”，是现阶段根本无法消除性产业的罪恶，包括毒品、人口贩卖与走私、有组织的暴力犯罪以及结构化的人身压迫。

由此，路边10欧元一次的“大宝剑”就是一种贫穷消费贫穷的行为。有暴利就会有犯罪，如果这个利润足够大，那么就会有国家铤而走险。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类似前段时间普利策新闻奖中的东南亚渔民奴隶，发达国家的性产业就是一种对发展中国家输出的结构性的社会灾难。试问如果没有性产业，真正的“富二代们”真的会缺乏性生活吗？

全球化将贫富矛盾从国内扩大到国际之间，人贩子们把淳朴的姑娘从泰国骗到日本，从越南卖到澳洲，从墨西哥绑架到美国，从乌克兰挟持到西欧。奴隶制离我们这个时代远去了吗？它就在街边，在红灯闪闪的橱窗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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