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管理”与工人做主

也许在我们这个社会的所有机构中，大学是最接近于民主管理的。举个例子，在大学的某个系里，享有终身教职的员工至少能够自己决定大部分的教务：他们接下去要上什么课，开课时间怎么定，课程表要怎样排。——这相当常见。而且终身制员工基本拥有院系实际工作的大部分决定权。当然他们并不能控制或者影响更高一级的管理部门，比方说，教师们可以推荐某人成为终身制教员，但院长、校长，甚至董事会或者议会都能否决这个提议。这种状况不常发生，但的确存在，它常常同背景结构有关。在教师还能签发行政命令，并且还享有原则上的撤销权时，这并不是什么大问题。在代表制体系下，必须有人从事行政工作，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任命他们的人有权撤销他们的职务。但如今这种体系已经越来越不可靠了。专业的行政人员越来越多、重重叠叠，教师对他们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我前面提到金斯伯格的那本《教师的衰落》，里面就对此作了细致的描述。他是在深入考察许多大学的基础上完成此书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康奈尔大学，等等。

与此同时，教员队伍逐渐被缩编为一队临时工。他们处于一种朝不保夕的工作状态，无法得到终身教职。我认识几位讲师，他们的职务实际上是永久性的，但他们却未被给予真正意义上的教师地位。每一年，他们都要提交续职申请，以便保住饭碗。这类事情根本就不该发生。

至于助教，他们的待遇早就被惯例化了：他们无权参与决策，无法得到就业保障。这就使问题变得更为严重。既然教员也是学校的一部分，他们当然应该参与到决策中去。需要改变的事情实在太多，而为什么会发展到这种地步，明眼人一望即知：一种商业模式正渗透入生活的几乎各个层面之中。这种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40年里一直统治着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对人们害处极大，也引起了一些抵制。值得注意的是，世界上至少有两处地方几乎完全避开了这种侵蚀。一是东亚，那里的人从来没有真正接受过这种思想；一是过去十五年的南美洲。

对所谓“灵活性”的需求

工人们对“灵活性”一词耳熟能详。所谓“劳动改革”就包括了使劳动更为“灵活”这一条，也就是说，雇人和炒人都会容易得多。这还是一种保证利润与控制最大化的手段。“灵活性”同“工作不稳定”，是被当作好事的。撇开工业，将这一概念引入校园同样无合理性可言。看看这个“注册人数不足”的案例：我的一个女儿在一所大学教书，有天晚上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的教学负担减轻了，因为她原本要开的一门课因为注册人数不足而被取消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学校可以把教学计划改一下——你可以教另一门课，或者开一个小班，诸如此类。教师们不会因为注册课程的学生人数有所变动，就丢了饭碗，或者产生不安定感。应对这类变动的方法有许多。

劳工应当具备“灵活性”，这又是一种标准的管控手段。干嘛不说如果行政人员在某学期里无事可干，就炒了他们呢？或者说那些董事们，他们干嘛非要杵在学校里？企业里的高层管理人员也一样：如果劳工必须具备灵活性，那么管理人员呢？大多数高层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那类人，所以他们也该被解雇。相似的例子举不胜举，比如说前几天的一则新闻，摩根大通银行的CEO杰米·戴蒙刚刚涨了一笔相当可观的工资，几乎是原来的两倍，因为他使银行免于刑事起诉，为银行管理人员免去了牢狱之灾。他只缴了200亿美元的罚款，就省了一场官司。在我看来，解雇这类人也许对经济发展会很有好处，可人们嘴里的“劳动改革”并不指这个。不得不受苦的是那些劳工，他们必须忍受不安定，因为他们不知道到了明天，手里的饭碗是不是还保得住。也因此，这些人被管制着，要学会服从，学会对自己的权益保持沉默。专制系统就是这么运作的，而商界就是一个专制系统，采用了商业模式的大学也一样。已经没什么遮掩的必要了。

教育的目的

这是个自启蒙时代起就辩论不休的话题。那时关于高等教育与平民教育的话题真正进入了人们的视野，教育已不再仅限于教士与贵族阶层。18、19世纪探讨的教育模式基本有两种，所用的比喻相当形象。一种将教育比作以器皿盛水，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应试教育”：你把水倒入容器，别人又把容器里的水倒出来。但这个容器漏得很厉害。我们这些上过学的人都有亲身体会：你能够记住某门课的一些内容，以便通过一场自己并不感兴趣的考试，而一周之后你就会把整门课都忘得一干二净。如今这种“容器模式”被叫做“一个孩子都不能掉队”、“应试教育”、“力争上游”，诸如此类。不单是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也是同样的状况。启蒙思想家们是反对这种模式的。

另一种模式将教育描述为一条绳索，学生们按着自己的兴趣沿绳索前行。他们也许会移动绳子，也许会改变方向，或者会停下来，提出问题。铺设绳索意味着多多少少设定了某种框架，保证了任何一种教育规划（不论是物理学还是其它课程）不至于漫无目标——它们总是有结构可循的。但这种教育模式旨在培养学生探索、创造、革新和质疑的能力——这才是真正的教育。有位举世闻名的物理学家，他在每学期第一堂课上如果被问到“这学期的课程会怎么安排”时，总会回答：“我对这门课怎么安排并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你们自己是怎么安排的。”因此你才会有能力与信力去质疑、创造与革新，你才真正学到了东西，才真正把知识内在化，才能继续前进。学习并不是为了通过考试而死记硬背某些既成事实，然后在第二天就把所有的东西忘得一干二净。

这是两种大相径庭的教育模式，而第二种才是启蒙时代的典范，我认为那也是我们当致力达到的。它才是从幼儿园到研究生院应当采用的真正的教育模式。事实上效法这种教育模式的幼儿园正在启动中，这是件大好事。

热爱教育

我们自然希望教师和学生都能参与到一种舒心、愉快、充满挑战和激情的教学活动中去。——事实上我都不觉得这很难做到。孩子们都充满创造力、喜欢发问，他们想知道、想了解所有事情，这种探究精神要是不被打压，就会伴随他们一辈子。如果你在成人后仍然有机会去探索此类问题，那么人生也就非常圆满了。如果你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木匠，在创造某些有价值的东西，解决某些难题，你就是非常幸运的人。在我看来，这就把工作变成了某种你想做的事情，一种即便用不着你做，你也乐意去完成的东西。在一间运作合理的大学，你会发现人们一刻不停地忙着工作，因为他们对此怀有热爱。这是他们想做的事，他们得到了机会，拥有了资源，他们的自由、独立和创造性都得到了鼓励——还有更好的事吗？他们热爱的就是这个。要记住，所有人都有这种机会。

一些充满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教育项目可以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得到发挥，这很耐人寻味。有人不久前才向我描述过一所高中里的某个科学项目，学生们被问到这样一个有趣的问题：“一只蚊子怎么在雨里飞呢？”当你考虑这个问题时，就会发现它很难解答。如果某种力量砸在人身上，就像雨点砸在一只蚊子身上的那种效果，那么被砸到的人就会瞬间成为一只肉饼。但蚊子为什么没被立刻压扁？蚊子为什么还能继续飞？如果你执着于这个相当棘手的问题，你就会陷入一连串数学、物理学和生物学问题的挑战中，你就会想找出所有问题的答案。

这才是各阶段教育——从研究院到幼稚园——应当达到的水平。比方说，在一些幼儿园教育项目里，会给小孩子们发一些小玩意儿：鹅卵石、贝壳、种子，等等，然后交给这个班的孩子们一个任务：找出这其中的种子。孩子们先要开一个所谓的“学术讨论会”：他们互相交谈，试图分辨出种子。当然，老师会给出些提示，但主角是孩子们。在经过许多实验之后，孩子们自己弄明白了种子是哪一个。这时候，老师会给每个孩子一个放大镜，帮着他们把种子碾开，看看里面的胚芽是长什么样的。这些孩子们就真正学到了某些东西——不只是分辨出种子，知道让种子生长的是胚芽——而是学到了如何去发现。他们尝到了发现与创造的趣味，因而能够在教室和课程之外继续探索。

这同样可以运用到其它的教育阶段。在研究生课程上，你不能指望学生们只是记下和重复你说过的东西，你希望他们可以指出教师的错误，或者有些新的想法，能勇于挑战，向一些从来不曾探索过的方向进发。这才是各阶段教育的真谛，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这应当作为教育的目的：即，并不是把信息一味灌入学生的脑袋（就算灌进去了很快也会漏出来），而是培养学生的创造性与独立性，让学生成为那种无论处在什么位置，都能在发现与创造中得到乐趣的那类人。

如何应对高校企业化

这有点像让你在奴隶主面前证明奴隶制的不合理。你提出的是一个道德问题，也许很难找到答案。我们是拥有权利的人类，如果人们都是充满创造力、独立而自由的个体，对个人、社会，甚至经济（从狭义上看）都有好处。如果每个人都能参与并掌控自己的命运，都能同旁人合作，所有人都会从中受益——也许这并不能使利润最大化，还降低了管理效率，但这些对我们来说并无价值，不值得挂心。

给兼职教师协会成员们的建议

关于你们所面临的这类问题，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应该如何应对。尽管去做应当做的事。不要忧惧，不要害怕，要意识到，只要我们想抓住，未来就会握在我们手里。

（观察者网刘旭爽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