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二：进行“我是谁”的追问

在《九十岁的一年》里，我读到了这样一句话：

为了你，我已摆脱了自我

不戴面具地践行生活……

即我内心最深处的那种生活。

我眼一亮，心一动：这真一语道破了老年人生的本质！这也是我的“养老学”思考和研究的核心。

我在很多文章和讲话里都一再提到，作为一个人，特别是中国人，我们一直是“戴着面具”的：从童年、少年接受学校教育，就开始学会“听话”；到了青年、中年、老年阶段，成为社会的一员，你的职业、身份、地位无形之中也成为一个卸不下的面具。

你能说什么，做什么，都有规定，绝不能越轨。实际上，每个人都是一个“群体性”的、“我们”式的存在，而不是个体性的“我”的存在：内在的自我始终处在被遮蔽、压抑，不被承认，以至自己也不知晓的状态。

现在老了，退休了，脱离了单位，成了养老院里的一个普通居民，没有头衔、身份、地位的老头、老太。

直到此刻、现在，你才可以摆脱你原有的存世身份，自由、放开地活着，开始倾听你内心深处的声音，让你本质性的存在显现出来，由单一的自我变成多重自我，成为“你想成为的人”，这才找到了独一无二的自我。

这不仅是一个重新寻找、发现与坚守的生命过程，更包括自我人性的重新调整。

除此之外，还要有人性的新发展——把自己曾经有过，却阴差阳错没有实现或没有充分实现的兴趣、爱好、向往发掘出来，把自己的最大潜能发挥尽致。

重建了自我，生命因此有了一种新的存在形态。有了老年人生的回归与重建，尽管步履蹒跚，却成了“超越性的老人”，这就是“老中的不老”：虽然衰弱了，失去了很多，但人性超越了。

2019年，友人来养老院探望钱理群

于是，我突然醒悟：虽然我倒下了，却回归更深维度的自我，成为内在的“人”，呈现本质性的自我存在。这样，我也就可以坦然回答“我是谁”这个人生的根本问题。这样的追问，从青少年开始，到了年老临终，才会有一个完整、可信的答案。

这就是我在生命最后阶段的责任与使命：进行“我是谁”的追问。

首先，这是一个“连自己也说不清”的，“远比人们描述中、想象中的‘钱理群’要复杂得多”的钱理群。我在《钱理群的另一面》的“后记”里这样写道：

说我“激进”，其实在生活实践中，我是相当保守、稳健，有许多妥协的；说我是“思想的战士”，其实我内心更向往学者的宁静，并更重视自己学术上的追求的；说我“天真”，其实是深谙“世故”的；说我“敢说真话”，其实是欲说还止，并如鲁迅所说，时时“骗人”的。

人们所写的“我”，有许多反映了我的某些侧面；但同时也是他们心中的“钱理群”，或者说是希望看到的“钱理群”，有自己主观融入的“钱理群”。客观、真实的钱理群，是多元的，且相互矛盾的。

这是作为社会性、时代性存在的钱理群：生活在现行体制下，在与体制的周旋中生存下来，又维护了自己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又有冷静、克制，进行一定妥协的理性。

永远不满足现状，是永远的反对派，永远站在平民立场，永远处于体制的边缘位置，又具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属于鲁迅说的“真的知识阶级”。

这是忧国、忧民、忧世界、忧人类、忧自己、忧自然、忧宇宙，忧过去、忧现在、忧未来的钱理群。越到晚年，越感到“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自己有关，时刻不忘“脚踏大地，仰望星空”，“想大问题，做小事情”。

这是坚持老年理想主义与老年现实主义的钱理群。

人们称他为“当代堂吉诃德”，又有越来越浓重的“哈姆雷特气”。钱理群“永远走在鲁迅阴影下”，固执而执着地以思想家鲁迅的思想为自己的精神资源，并且自觉承担将鲁迅思想转化为当下中国，特别是年青一代精神资源的历史使命。

这是牢牢把握自己的“历史中间物”定位的钱理群，因而不断质疑、反省自我。

这是沉湎于“一间屋，一本书，一杯茶”，永远胡思乱想，又喜欢在客厅里高谈阔论、胡说八道、畅怀大笑的钱理群。

这里还有一个作为个体的存在，个性化的钱理群。自称“自然之子”的钱理群，说自己“本性上更接近大自然。只有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自由、自在和自适。处在人群中，则经常有格格不入之感，越到老年越是如此”。

即使是旅游，我对所谓人文景观始终没有兴趣，我觉得其中的虚假成分太多。真正让我动心的，永远是那本真的大自然。这样的类似自然崇拜的心理，还有相关的小儿崇拜，其实都来自“五四”——我承认，自己本质上是“五四之子”。（《钱理群的另一面》）

还有一个永远保持童心的“老顽童”钱理群。

我和同为养老院居民的儿童文学家金波合作写了一本《我与童年的对谈》，就说“中国有两个成语，最适用于人的晚年，一个是返老还童，再一个是入土为安”，但又不是简单地回到童年，其中有老年的阅历与智慧。

“把老年的智慧和童年的真诚结合起来，实际上是一种（生命的）提升”。我最看重的“童心”，就是“对未知世界的好奇心，对万事万物本能的直觉反应，不受任何拘束和限制的想象力：这都是儿童的天性”。

我这一生，最大的特点、优势，就是任何时候，特别是人生每一个重要转折点，都保持与发扬儿童天性，对未来充满好奇心、想象力，也就有了不竭的创造力。

这是焕发艺术天性的钱理群。

“我经常关注千姿百态的建筑物在蓝天、白云、阳光映照下所显示的线条、轮廓、色彩等形式的美”，“连续拍摄了好几张‘风筝飘浮于晴空中’的照片，意在表达我内心的‘蓝色’感：那么一种透亮的、饱满的，仿佛要溢出的，让你沉醉、刻骨铭心的‘蓝’”（《钱理群的另一面》）！我就是鲁迅笔下的“腊叶”：“在红，黄和绿的斑驳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视”（《野草》）。

钱理群还是天生的表演艺术家。

从小就喜欢唱京剧；小学五年级还因为在上海市小学生演讲比赛中得了奖而被电影厂看中，在《三毛流浪记》里扮演了“阔少爷”的角色；后来又参加少年儿童剧团，为1949年刚进驻上海的解放军做慰问演出；

钱理群在《三毛流浪记》里扮演笨孩子一角

20世纪50年代在南师附小和南师附中读小学和中学，都是学生剧团的头儿，自编自导自演《我是流浪儿》《二十年后》等话剧；60年代在贵州教书期间，还担任话剧《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的主角；90年代成了北大教授，还在百年校庆组织编写、演出话剧《蔡元培》。

这样的表演习性也渗透到教学工作中：十分重视“朗读”在中小学语文、大学文学教育中的作用。

我的上课也具有表演性，很有吸引力。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表演性也渗透到我的思想、思维方式中，我喜欢做“大概括，大判断”，就具有某种“夸张”的成分。

也因此被批评为“不严谨”，从另一个角度看，也不失为一个特色，以至优势。直到2023年出版的《中国现代文学新讲》还是一部“有声音的文学史”，附有我朗读现代诗歌、小说、散文、戏剧作品的录音：这样的学术与表演艺术的结合，确实是属于钱理群的。

于是，又有了“卸下面具”的钱理群。

2005年66岁生日那一天，在老伴崔可忻协助下，我有意做了一次“表演”，也是晚年最后的“演出”：拍下一组“怪脸相”。“用夸张的方式，表现平时受压抑的一些内心情绪。

由地故作歌唱、惊喜、痛苦、幽默、欢乐、作怪、调皮、悲伤、沮丧、谄媚、高呼、沉思状……”，“这背后自有一种真性情”（《钱理群的另一面》）。也可以说，这是人到晚年，对自己隐藏、遮蔽的内心世界的一次逼视与透露，但却是以一种夸张的表演来显示。

世人看了，不禁哑然一笑。这正是我有意留下的“最后形象”：“这是一个可爱的老头儿”。“这背后有几层意思：一是真诚——但有点儿傻；二是没有机心——但不懂世故；三是天真——但幼稚；四是永远长不大，是个老小孩儿”。“因此，‘可爱的人’也是‘可笑的人’”（《脚踏大地，仰望星空：钱理群画传》）。

终极理想：超越性

正当我热衷于总结自己一生，思考“我是谁”，将自我现实理性化、抽象化时，我读到了《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又猛然惊醒：我这样理性思考、总结“我是谁”，当然很重要，也很不容易；但如果因此将自我现实凝固化、绝对化，也预伏着很大的危险。

据相关学者的调查、研究，老年人到了生命的临终时刻，“身体失去更多的功能，自我也愈加无力维持它所建立的秩序，而病人也同时感觉他好像不再是‘原来的自己’”，随着“自我现实一层层的褪去”，人的意识就“从自我现实的意识转化到超个体的整全意识”。

既回归个体生命的内在自我，又融入宇宙大我之中，“与神圣领域缔结，与他人发展前所未有的亲密，宛若个人返回母亲的怀里”，就进入一种有别于自我现实的，研究者称之为的“灵性生命状态”：“从原来繁杂的人间世事中脱离了出来，用灵魂去看见每一件事情，而每一件事都没有必须说出的意义”，只是“带着慈意，专注着、微笑着、珍惜着”。

“死亡不仅在生理机制上提供完善的归途，与这个机制相伴的精神领域也提供完善终结”，“每个非猝死临终的人应该都会经历最后的‘良善’时刻”。这大概就是人们所说的“寿终正寝”吧。

但这样的临终过程又是相当“个人化”的。宁静、安然之外，也会陷入空虚、焦虑，甚至突然出现“怪异”。更多的是同时包含宁静与骚动，心碎与幸福，冷酸与温暖，摄取与给予。（以上讨论见《临终心理与陪伴研究》）

在看清楚这样的生命归宿以后，我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认清“我是谁”，又不能将现实存在的自我终极化，而是要在面临不可避免的衰老与死亡时，迅速地从自我现实中撤离出来，让本心臣服于自然的生死流转，进入生死相通的濒临状态，从而获得新的灵性生命。平静、安适、和谐，自有一种超越性的感受。这大概就是我的养老人生最终的理想与目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