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之下，美国就比较落后了。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眼里，数据仅仅是一种政治武器。例如人口普查数据使政党在为选区定制动员信息时，能精确到街道和街区层面。纽特·金里奇有个著名的论断，那就是2008年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是因为他们掌握的“数据更好”。

2012年大选时，奥巴马竞选团队的首席技术官哈帕·里德带领小组建立了一个基于地理位置的选举数据库。这样一来，竞选者便可以预测民意，并针对妇女、白人男性 、拉丁裔、老年人或其他主要选民群体有的放矢传递信息。共和党很快从失败中汲取了教训。在掌握更精确的选举地理信息之后，他们利用众议院多数地位，在威斯康星、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佛罗里达等民主党优势州积极重新划分选区。这样一来，虽然民主党选民基数增加，议席却在减少。

美国两党都发现，在人口数据和重划选区的影响下，决定全国选举的关键因素就是六个摇摆州和以及周内的部分地区。如果只看2016的美国大选，人们会得出一个结论，整个美国都像是密歇根、俄亥俄和宾夕法尼亚的“铁锈带”地区。但美国不是底特律。美国的网络自由职业者数量两倍于工厂工人。8000万“千禧一代”在事业上的需要和追求难道不应该成为选举的重要议题吗？

数据是改善政策的途径，其作用不应局限于政党之间争夺权力的工具。要实现这一目标，政府本身需要提供更多数据。通过GovTrack和Project Vote Smart等公民倡议，任何人都可以在网上实时观看立法会议，阅览待授权的法案，聆听听证会上的声明，查询任何议员的投票记录，以及他们的获得的竞选献金记录 。这种公开化、透明化运动能够赋予公民以实权，确保他们最关心的事项得到解决。当调查数据显示，老年人需要医疗计划更加多样化，而青年希望增加教育选项时，政治家就不能仅把这些信息当作竞选演讲的素材，而要切实执行政策满足人们的需求。数字化有助于提高社会透明度，促进政府责任制，而缺乏责任制的民主是毫无意义的废话。

美国前国家首席技术官托德·朴和继任者梅根·史密斯都坚定地倡导政府机构使用并内化数据工具，以优化工作流程并促进数据共享。他们还主导成立了数字服务团队，吸收IT行业的年轻骨干，将新的技术融入旧的官僚制度。（从哈佛到牛津，各大名校都在围绕数字治理开发新的课程，以培养新一代的“数据官员”。）但尽管他们致力于提升医疗和老兵保障等联邦服务的效率，横在前面的官僚机构障碍仍然庞大，政府各部门之间存在多套数据系统，联邦和州立机构之间还存在冲突，导致美国难以在中短期内搭建全国性网络政务平台。

今天，美国的公民协会已经走向衰弱，托克维尔口中“人们关注身外之物”的那种集会逐渐让位于社交媒体，后者应该成为一种战略工具，帮助政府了解民众最关心、最在乎的事。毕竟，托克维尔没有把民主当作一种提高社群归属感的工具，而认为它体现着个人自由和结社权利的精神。当社会实体和网络都具有高度移动性时，民众的情绪是否还一定需要通过划分选区这种地理手段来体现？美国人是社交动物——华盛顿应该关注网民在数字社区中的言论。

目前来看，新加坡等专主制国家正在以比传统民主国家更快的速度适应数字民主的需要。西方许多能言善辩者曾经提出，一旦人人都能接触到手机、卫星电视和其他信息渠道，传播和社交媒体技术将使中国的威权主义成为历史。但事实上，中国正在对那些无法响应公共需求的民主国家领袖构成挑战，同时也巩固了那些能够快速响应的专主制政权的合法性。

毫无疑问，政府可以通过操纵、跟踪和审查互联网等手段获得侵扰性权力——但除非互联网被用于回应公众的关切点，否则网络无助于政府提高合法性。中国的互联网政策既有阻挡的一面，又有拥抱的一面。党内干部甚至在微博上参加在线问答环节，并接受网络请愿。中央政府却仍密切关注批评者甚至异见人士的声音。这的确代表着政府责任制扩大范围，进入此前标准缺失的领域。

在中国，执政党已经建立了便于收集想法和统一政策的内部社交媒体平台。中共不断听取政协会议中产生的建议。政协委员的队伍中包括数百名商界和社会要员，光2013年的新增政协委员就包括百度董事长李彦宏、演员成龙、篮球明星姚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等人。政治学者张维为认为，政协会议的作用是帮助中共透过多变的民意，把握住相对稳定的民心。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学者达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提出，从长远来看，包容性政治体制比非包容性政治体制更可能带来稳定和增长。虽然他们仍然更倾向于西方民主制度，但他们罗列的证据却表明中国是个反例。学术界应该关注中国等国家的政治协商和代表制度，理解政府衡量和回应公民需求的方式，而不是削足适履，靠忽略事实来适应理论。中国的体制虽然不民主，却具有极高的韧性，这便是其包容性最好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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