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之所以有远见，并非因为它的经济学家比美国多，也不是因为它财力更雄厚，而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得到公众信任，有一定空间进行自主性的长期决策。在以短期为导向的选举民主制度下，选区利益大过天，哪怕饮鸩止渴也势在必行，因此未来规划难有一席之地。正如政治心理学家菲利普·泰特洛克所展示的那样，政治协商一旦完全透明化，就可能诞生讨好民意却不正确的决策，民主制必须靠专主制进行调和，以评估决策的长期影响并及时纠偏。在泰特洛克的研究中，所谓的专家未能正确预测一系列的政治经济事件。但这无损专家统治的权威性，因为治国理政不是靠凭空预测，而是靠审时度势的决策。专家型官员要做的不是预测而是倾听，他们必须参考领域专家和公众的意见，然后制定整体性的政策。在任何事上，自我纠正比正确更重要。

饶是如此，新加坡也曾误判某些政策的后果。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率先采用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希望通过抑制私人汽车增长趋势，以缓解城市交通拥堵状况，但却由于定价没有显著高于公交系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此外，从2001年至2011年，新加坡从中国、印度等地引进约100万新居民，并允许外国人购买公共住房，导致房屋资源紧张、价格激增，激怒了许多当地人，引发社会对外国人口过度膨胀的担心。因此，当新加坡政府发布人口白皮书时，国内舆论一片哗然也就不足为奇了。在2011年的议会选举中，新加坡的主要政党人民行动党出乎意料地在多个选区败给工人党，这才感受到了民意的反弹，意识到获取民众信任不是件理所当然的事。

2011年的选举标志着新加坡从共识治国向协商治国的重大转型。虽然执政党最初难以接受选举结果，但随之而来的协商文化被看作专业主义的象征，代表着政府从全知全能到群策群力的转变，这是给政治带来健康动力的源泉。今天，新加坡所有政府机构都时常就民众所关心的事务进行公开咨政，包括地铁收费标准、汽车保险费率、养老年金、中小型企业减税等等。在2013年的政府预算辩论会上，议员与多个公民团体就具体条款进行了实时对话。呈给议会的每个提案都一定的公共评议期。

然而需要重视的是，在新加坡治理演变的过程中，社交媒体和在野党几乎发挥了同样关键的作用。即使工人党没有在2011年的议会选举中一鸣惊人，新加坡公民仍然会通过网络渠道、公开论坛、法院和公园演说角，对养老基金回报率、选举时间和移民政策等重大政府议题提出质疑和挑战。在新加坡文化中，人们无时无刻不在抱怨，并要求情况得到改善，这与许多发达国家诉诸情感却无济于事的抗议活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作为一门学科，治理不是运营研究的分支；社会是个复杂的有机体，不是洗衣机。治理不仅在于管理民众、为他们提供服务，更在于积极协商以及代表人民。2015年，由于人民行动党在虚心吸纳工人党议程的基础上，用情景建设和公开协商等手段加以补充，它在议会选举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根据现代化理论，财富增长和社会稳定将使政治制度趋于多元化，出现多党竞争局面并促生强有力的反对党。新加坡政策研究院副院长许林珠指出：“社会经济地位更高的人希望反对党为了反对而反对，作为一种政治制衡。”但是新加坡人民的选择却恰恰相反，导致反对党在议会中只占一席 。也就是说他们对政治本身不感兴趣，在意的只是政治产生的结果。

随着新加坡越来越自由化，议会的“安全席位”越来越少。如今，社会活动家可以成为国民政治人物，个人可以通过独立平台参与竞选。来自反对党的非选区议员席位得到保证，还有9名独立提名议员产生自教育、商业、慈善和体育行业。如今新加坡成为一个倾听各方面声音的地方，而反对党占多少议席反而没有那么重要。

任何社会要走向成功，包容异见都是关键。它有助于纠正当前的错误，以及避免未来可能出现的不利情境。无论是反映不幸历史事件的电影，还是质疑政府的网络博主，允许公众持有不同意见，和举报腐败与滥用职权的监督机制同样重要。几十年来，人民行动党一直强调新加坡地缘政治的脆弱性，这种叙事适用于建国初期，如今国情早已发生了变化。因此，某些不合时宜的法律和做法，例如同性恋入罪以及剥夺新闻自由等，也都应当适度调整。我们可以理解新加坡，作为一个把生存放在首要位置的偏执狂国家，这些做法已经成为习惯，但它们无助于增强国家的韧性。

在新加坡建制派内部，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院长刘浩典代表着最直言不讳的声音，他认为新加坡必须在社会工程技巧与社会转型现实之间学会平衡。虽然西方福利国家正在走向瓦解，但刘浩典认为新加坡应该利用充裕的预算盈余，加大对医疗、住房和社会服务的投入力度，以保障全体国民较高的生活水平，维护社会团结，应对日益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和多样化趋势。

欧洲福利国家之所以在幸福指数上傲视全球，是因为它们既满足了人民的物质需要，又提供了共同的使命感。近年来，新加坡的幸福指数排名有所上升，2015年已名列亚洲前茅，但外界仍认为新加坡人不如欧洲人幸福，其原因可能是新加坡人过于偏执、充满抱负，不懈地追求更高层次的满足感。新加坡人代代传承着一个理念：不要指望他人施舍，因为没人欠你什么，必须自给自足方能生存。他们不辞辛劳地把新加坡建设成一片高度现代化的安全净土，却仍能看到各种不确定性，比如生活成本上升以及来自地区其他中心城市的竞争。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政府不断加码提升国家竞争力，不仅通过技术指标评估生产总量，比如大批量培养工程师；也同样注重无形的输出，比如让年轻人渴望在创意产业施展才华。为了引导人民产生幸福感，新加坡敏于借鉴世界各地的相关政策：向伦敦学习博物馆免费制度；向墨尔本学习晨间地铁免费制度；向丹麦学习敬老养老制度；以及向芬兰学习再教育制度。

关于如何利用外国投资和人才打造本国技能树；如何通过进口技术和管理知识提高生产力，以降低对外国人才的需求；如何缓解拥挤程度、减少不平等和社会张力等问题，新加坡正在努力铸造新的共识。政府、反对党和民间社团之间的交流带来了创新，例如为建筑项目设立“可建设性”评分机制，以此标准降低对外来务工人员的需求。新加坡可能从这种方法中受益：由于成本快速上升，主要的外国公司开始在地区其他国家招聘工作人员；但如果新加坡移民数量和房价能降低，将有助于留存这些公司。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认为，政治形势正在变得更加复杂：“这一代人跟过去不一样，社会跟过去不一样，因此政治也将变得不一样。我们的工作方式必须更加开放。我们必须接受更多的杂乱性，更多常规政治中的推诿扯皮。”但需要注意的是，新加坡积极开展的政策协商，不宜与（民主制的）常规政治混为一谈，而且应该努力避免沦为常规政治。

技术专家咨询可能一步步滑向民主的民粹主义，绝不应为后者而牺牲前者。当今世界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不顾国家整体表现、片面关注选举结果，狭隘短视的民粹主义和长期政治瘫痪都是无法承受的后果。对新加坡而言，最大的风险可能在于过度民主化，纠缠于辩论细节无法做出决定，追求卓越让位于无休止的政治对话。公共住房建设等显而易见的必要投资应是新加坡政府始终不懈的追求，而不应沦为博取选票的工具。过去，新加坡没有真正竞争性的选举，打造一流的基础设施的必要性从来不容辩驳——放在今天，它也不应该成为一个政治问题。

“民主的关键在于掌握健康的剂量，”一个长期旅居新加坡的美国人曾这样对我说：“喝一两杯不要紧，但别把整瓶灌下去。” “凡事皆有度”，这个古老的格言阐述的道理正在被越来越多国家所认识。

（观察者网杨晗轶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