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无论是欧洲难民危机、英国脱欧，还是恐怖主义、特朗普现象，都指向一种迥异于过去二十年“世界是平的”之判断。特朗普提出美国主义而非全球主义的口号，德国9月17日更是爆发反对TTIP大游行，多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极端党派抬头，地缘政治冲突加剧，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潮流再次兴起，TTP、TTIP等排他性区域化机制不断浮现。显然，全球化进程正处于一个新的转折阶段，全球化面临新的不确定性。

2016年12月17日，中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庞中英教授出席举办于三联韬奋书店的“文化纵横沙龙（南都观察专场）”，和听众们一起探讨“全球化 VS. 逆全球化”的问题。观察者网已获授权转载演讲内容。】

沙龙现场

全球化进程并未逆转

庞中英用“成也全球化，败也全球化”来概括全球化对很多国家的影响。人们对待全球化的态度也经历了从“趋之若鹜”到“烫手山芋”的转变，起初认为全球化之势不可当，过分夸大了全球化的作用，到了今天反而认为全球化已经逆转，变得过分强调国家的作用。

中国亦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中国开始对外开放，融入全球化进程。这项政治决定恰恰是出于某种经济动机，即想利用外部世界的经济繁荣促进本国贸易，此外还能利用开放环境促进国内改革。过去几十年中，中国参与全球化所获得的红利显而易见。

时至今日，中国之外的世界经济进入一个动荡、不确定、危机的时期。经济民族主义再次归来，全球化处在退缩、后退和放缓（globalization in retreat）中。庞中英称之为全球化的困境（globalization dilemma）。在此情况下，中国利用对外开放倒逼国内改革的效果也远不如当年。

那么，未来中国应该在全球化格局中扮演何种角色？如何思考新一轮的全球贸易、跨境投资和人员流动的发展规律？如何找到第四次工业革命和新一轮全球化进程的可能演进机制？新一轮全球化又可能遭遇到哪些挑战和困境？这些问题都值得认真思考和探讨。

不过，庞中英也指出，“全球化的后退”（the retreat of globalization）并非是最近才出现的趋势。他说，如果考察历时25年的全球化研究，就可以发现，研究全球化的学者都认识到了全球化是一种深刻的悖论。

庞中英将人们对全球化的看法分为乐观主义派和悲观主义派。前者认为，全球化如同当年欧洲人的“印度”，会带来 “遍地黄金”般的财富机遇。在这些乐观主义者的眼中，即使是今日的困难局面，全球化仍然在继续，只不过是新的全球化取代了旧的全球化。全球化进程无法逆转、势不可挡。与此相对的，悲观主义者则提出了“逆全球化”的说法，显示全球化处在困境中，遭到的阻力确实更大了。

庞中英并未认可“逆全球化”的命名。因为，仍然有驱动全球化的新力量。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贸易、投资，而金融、互联网等领域的全球化进程也没有显示出步伐的放慢。尽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确实正在出现民族主义、本土主义兴起的苗头，抗拒不受约束的全球化运动对民族国家主权和政策议程的主导，但截至目前为止，似乎还很难将之简单地说逆全球化已成单一趋势。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庞中英指出，根据复杂性科学，我们不能忽略全球化的复杂性。全球化的两百年，可以分成两个时期：1815年至1914年是第一个“百年”，呈现出总体的和平，尤其是在欧洲，出现了没有大战的“百年和平”，国家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不过，也是在这一段，欧洲瓜分非洲和世界的进程在加速。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也遭受了来自欧洲的巨大冲击。美国崛起也发生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当时的美国国务卿John Hay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Open Door）。“门户开放”并不仅仅是指美国要求欧洲列强不要瓜分中国的政策，而恰恰是美国当时的全球化政策。

1914年至2014年应该看做全球化的第二个“百年”。这一百年中，因为各国的政策转变、国际权力转移和各种大事件，比如两次世界大战（1914-1918、1930年代到1945年）、苏联的诞生（1918-1919）、世界权力中心从老欧洲转到美苏（1945到1989）、战后的非殖民化/民族主义运动（1945-1999），都使得全球化格局发生了重大转向：既有冷战（1947-1992）这样的放缓和倒退，也有像欧共体和欧盟（1950年代至今）这样前所未有的地区一体化趋势。全球化就是这样在曲折中进行的。

所以，庞中英指出，我们不能因为今天发生了一些影响全球化的重大事件，就简单地断定全球化已经逆转。

谁全球化谁？——世界秩序的形成、溃败与再造

庞中英指出，目前关于全球化的讨论，大多局限在经济领域。他认为这是不够的。全球化的政治问题更重要。全球化的政治就是“谁全球化谁”，具体包括谁驱动、主导和控制全球化？谁从全球化中受益？谁在全球化中受损？全球化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globalization）恰是一个世界秩序如何形成、溃败和再造的问题。也就是说，人们试图通过世界秩序管理全球化。百年和平期间欧洲的大国协调（欧洲协调）和二战后形成的联合国体系、国际金融制度（国际金融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就是这种管理全球化的世界秩序的化身。欧洲协调后来溃败，而现存的世界秩序没有有效地治理全球化。

2003年，波兰索波特，街头上被蓄意破坏的欧盟旗帜。 © Tomasz Sienicki

庞中英强调要将全球化、全球问题、全球治理这三个概念加以清楚地区分。他指出，要从全球问题的角度看待全球化，全球化是最大的全球问题，即全球问题最集中地体现为全球化。全球治理就是解决全球问题。对全球化的治理没有到位，即全球治理没有到位，全球治理赤字上升，才出现了目前这样的对全球化的强烈反弹。一些国家，尤其是冷战结束后的美英政府把全球化作为其主要的政策（如美国克林顿政府和联合王国布莱尔政府）。但这些国家的政府并没有同等重视全球治理。民众享受全球化之利时不会反对全球化，当遭遇全球化之害时（例如并没有享受多少全球化的利益却要承担全球化的害处），民众就不得不通过现存政治机制（比如民主）对作为政策的全球化进行抗议，形成了今天一发不可收拾的民粹主义及其政治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