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

维护公共秩序需要密集的公权力，并消耗大量公共财力。而今政府财政收入和支出普遍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以上。城市产出海量的财富和上缴巨额税收，政府有很大的财政支配空间。拒绝任意使用公权，精算公权使用的成本／收益，代表公权的理性程度，即政权的效率和可持续性。所以，“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先进性的第二大标尺。

第一，在市场经济时代，无论公司或国家，缺乏算账能力就意味着被淘汰。任意使用公权，不注重维护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的成本核算，缺乏对算账的敏感度和能力，导致公共生活落后，政权难以为继。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高，社会文明程度就越高；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越低，社会文明程度就越低。

国家越小，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容易；国家越大，治理的成本核算就越难。然而，无论国家大小，公权成本核算是有先进与落后之分的。大国更需要非常先进的公权成本核算，先进的公权成本核算意味着具有治理庞大国家的能力。任性使用财权，缺乏算账的敏感度和能力，预算缺乏透明度和财政纪律硬约束，必然导致财政的恶性循环。古今中外，政权的破产往往首先是财政破产。因为这个道理，历史学家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获得广泛关注。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审计和监察机构，但成本收益核算机构的专业能力和政治地位才是关键。西方国家让立法机关控制行政机关的钱袋子，但立法机关也可能沦为利益集团争夺公帑的交易场所。不任性花费公帑，如花自家钱那样对每一分钱公帑支出精打细算，需要政治家自律的政治美德。城市越大，财政盘子越大，这种政治美德就越重要。政权如何支出公帑，人在做，天在看，老百姓的感受刻骨铭心，关联着人民是否信任政治家。

第二，公权成本主要是财政开支。何为公权收益？占国家财政开支大头的都是随经济生产增加而增加的公益，即教育、医疗、社保、社区、基础设施及国防、公共安全、公共服务、农业补贴。问题不在项目，而在对项目实施效果的精准评估。花了民众的血汗钱，却不知如何精准评估效果，甚至不在意评估效果，就标志公权使用的任性和对成本核算欠敏感。

就社会进步而言，衡量公权收益主要不在公益量增加而在公害量降低，即违反公共财产使用秩序现象显著减少。公益增多代表经济生产进步，公害减少标志社会文明进步。制止住公害，公德昭彰，公益开支方能有效。在公害增加的条件下，公益开支增加基本无效，徒增公权机构的膨胀和腐败。

第三，可用以下四条标准衡量对公权成本核算的敏感度。

其一，推出的政策法规是否任性、随意，朝令夕改。对成本核算敏感度低，就会滥用公帑，出台执行不了或不可持续执行的政策和法规。成本核算敏感度高，就较少朝令夕改。判断政权是任性还是理性，这条标准最直接、有效。

其二，是否有沉重罚则支撑所有禁令。无罚则的禁令使犯法成本低于执法成本，使违法行为越来越多，代表政权对成本核算的漠视。沉重罚则使犯法成本高于执法成本，使违法行为越来越少，执法队伍的士气越来越高。所以，立法和行政机构不能任性地制定罚款数额，而应制定罚款公式，其基础是计算违法收益和精算每个执法人员每分钟的成本，并随经济发展和通货膨胀状况而逐年自动调整。

其三，是否以成本核算的“专业性”塑造执法队伍。精算执法人员的成本收益到每分钟，就不会耗费大量资金和人力去向上级展示执法队伍的政治忠诚。执法队伍的政治性来自专业性；执法队伍缺乏专业人员的荣誉感／羞耻感，也就不具备政治性。

其四，是否重视在行政区和商业区执法而忽视在居民区执法。居民区的执法公正系着民心，是城市秩序的基础，其重要程度远高于浮在表面上的行政区和商业区秩序。居民区不是法外之地。若公共道路的人行道上不能停车，社区内部和周边的人行道上就更不能停车。优质的社区自治和自治契约需要效率极高的综合执法队伍支持。

任性地使用公权财力，精英与平民就会分裂，内聚力和外部吸引力就会降低，技术与知识创造／应用的环境就会恶化。所以，精算使用公权成本与收益的程度，能展示政权的理性或任性程度，是解释和衡量公共生活形态进步的第二标尺。

（三）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

如何对待育小、养老，是当代社会进步方向的根本问题。在普遍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四分之一的财政支出中，占比最大，而且还在膨胀的项目分别为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卫生、社区建设和社会治安。换言之，公共支出主要涉及育小、养老，即劳动者再生产。政府随经济发展提供公益，精算公共开支的成本收益，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如何看待育小、养老的成本核算。

大都市是国家财富和税收的主产地。由于基础设施越来越先进，吸引的人口越来越多，不动产也越来越昂贵，生活费用水涨船高。都市市民最主要的恐惧和痛苦来自不可避免的生育和养老负担，对医疗、教育、住房、养老的前景感到恐慌，是大都市最重大的公害。由于城市居民的育小、养老必然向上看齐，生活就必然越来越艰难。在市场竞争机制主导的经济大环境里，为维持正常的劳动者再生产，不断减轻广大市民的痛苦，由政府主导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的均等化，使之与家庭货币收入逐渐脱钩，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也是第三大原因。

首先，自古以来，劳动者再生产主要由个体家庭承担，辅之以血亲家族内的互助，政府时以政策干预，但不是主要因素。自20世纪初开始，经济领域保持由市场主导，社会领域却呈现去市场化的总趋势，即政府组织全社会共同分担育小、养老的责任。公立学校成为基础教育甚至普通高等教育的主流；所有政府都以各种途径深度干预城市住房市场，使之趋于均等；公民按人头缴纳均等费用，由政府建立全国统一的养老保障系统和免费医疗系统。到21世纪，教育、医疗、住房、养老已渐成发达国家公认的“民权”，也是世界社会主义者基本的共同诉求。世界各国促进育小、养老趋于均等的途径五花八门，但大原则一致，即由个人、集体、各级政府分担。极端遵从市场机制的新加坡政府，为93%的国民提供均等的住房分配保障，也是极端。

其次，从历史上看，从政策上推进育小、养老的均等化与国民财富的丰裕程度和公共福利开支增加没有必然联系。均等化政策始于国家财政最困难的时期。均等化政策与社会团结有关，与国家弥合社会分裂的动力有关。增减公共开支，增减的是服务质量，不是均等化政策本身。

社会均等化也不是穷人对富人的战争，不是阶级斗争，而是因应大城市天然发展逻辑的，所有个体家庭对全社会的诉求。正如妇女解放不是妇女对男人的战争，只是要求全社会共同承担原本加之于个体妇女的重担。

电影《寄生虫》剧照

第三，当今世界已不再争论政府是否需要干预育小、养老。争论的是由公权统筹经营更有效率，还是政府花钱让私营机构进行市场化经营更有效率。因为私人盈利吞噬大量政府支出，目前的实验结果更支持前者。如果住房资本化，养老的均等化就很难有进展。公立教育萎缩，私立教育机构蓬勃发展，家庭教育开支就猛增。当医患关系被归为商品供需关系，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在病患眼里就成了趁火打劫的奸商，显然代表社会文明的堕落。

第四，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与减少官员腐败的关联既明显又强大。定义共识在全球社会科学界极为罕见，但腐败有公认的定义：非法以公权谋私利。定义简单、清晰，控制腐败的办法也就简单、清晰。所以，古今中外，国家无论大小贫富，都有迅速控制住腐败的先例。就腐败的定义而言，治理腐败的方法只有三类。其一，将腐败合法化。其二，切断公权与私利的联系，如严惩官员贪腐，使腐败成本高于收益。其三，削减公权者的腐败动机，即降低官员谋取“更好”的自家育小、养老条件的意愿。育小、养老市场化程度越高，政府官员的腐败动力就越强。在劳动者再生产几乎均等的国家，官员腐败的动力最小，所以新西兰和北欧各国的政府也明显最廉洁。

在以创造无形产品为主的第三产业时代，人的智慧已经成为财富创造的主要来源。作为“人力资本投资”，社会领域的均等化能有效提高人们的健康水平，有闲，不恐惧，有较高平均教育水准的群体，不仅可以增加居民的安全感／幸福感，更能增进想象力和创新力的普遍化，能释放消费市场的规模和刺激新的经济增长点，还能有效降低以公权谋私利的动力。

让个体家庭从育小、养老的重担中解放出来，从社会不平等的痛苦中获得解放，可以弥合平民与精英的分裂，让国家获得令人羡慕的社会凝聚力和外部吸引力，还能显著改善技术和知识创造／普及的环境。所以，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是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先进性的第三标尺。

第五，解释和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尺，其实也是关于对先进治理体系的理解，有明显的政策含义。让这套治理体系或机制运转起来，保持良性循环，需要基层执法队伍保持严明的纪律和高昂的士气，更需要基层居民社区持续拥有文明、密集、活跃的居民自治组织。就动能而言，中西不同。中国强调基层“居住社区”的文明自治组织，并高度依赖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领导及其质量。西方则强调“工作场域”带有阶级区隔性质的基层自治组织，即在各行业资本和竞争型政党主导下的，彼此争夺利益的，文明的市民会社（civil society）。上述差异的根子是：西方人为工作而工作，为来世或上帝而劳作；中国人为生活而工作，为育小、养老而劳作。相较而言，由政治上统一的执政集团领导，追求上下同心的，同心圆式的“大一统”，公共生活比较可持续，也相对稳定。

四、结语

当今世界各国都为自己的社会文明骄傲，争论不休的是先进与落后的标准。平民的选举“民主”和精英的各种“自由”能解释世界各地的进步？若不能，用什么取代？不满“民主、自由”两大相互矛盾的意识形态概念劫持全世界社科学者的议程，从现实出发，笔者抛砖引玉，企图另起炉灶，为的是议程转换。

社会进步主要基于公共生活演进的自然逻辑，而非应然的价值观和典章制度。如同“城池”是“社会文明”的最初门槛，社会的先进与落后主要反映在当今大都市的治理体系中。放弃流行的西式“两分”标准，着眼于国家在生存竞争中的兴衰，笔者以两个前提下的三大标尺去解释和衡量社会形态的先进与落后。两个前提是：先进基础设施的密集程度和国防的强大程度。三大标尺是：维护公共财产及其使用秩序的程度，精算公权使用成本与收益的程度，以及劳动者再生产的社会化／均等化程度。证伪上述理论的三个要素是：能否粘合精英与平民，给较大规模的国家提供较强内聚力；能否对国外群体产生较强吸引力；能否为技术与知识的创造和普及提供较优越的环境。

就解释及衡量古今中外的社会文明进步史而言，上述体系可以被视为一个替换性质的理论假设。

【本文节选自《开放时代》2020年第1期。原标题为《论社会进步的标准》。】